手稿的故事

苏晨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正是文革期间“彻底砸烂一切”的高潮，李浴先生和他在一三○中教书的老伴周奕，为了一些手稿无处藏匿，正愁得坐卧不安。李浴先生从一九四○年开始教美术史，一九五七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中国美术史纲》，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又上门约稿要出版他的《西方美术史纲》，可是就在这一年，他被戴了帽儿，被迫离开了教学岗位，直到一九六一年才调回学院，继续讲授美术史。一九六三年时，他把《西方美术史纲》的大致轮廓基本搞起来了，却不得不又一次去劳动改造。到十年内乱开始，李浴是当然的“牛鬼蛇神”，不过因为是“死老虎”，只不过时不时被揪去陪陪斗。然而，抄家风越演越烈，使他十分发愁就要轮到自己。
　　最使他惦念的是两部书稿，那里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一部是二十七年来讲授西方美术史的心血结晶，《西方美术史纲》手稿；另一部是他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再次读史时，从中摘辑出来的全部有关美术的记载，拟重修《中国美术史纲》的手稿，这两部手稿，都是经过多年教学的不断充实，是当时国内绝少的全本。

　　李浴先生和老伴周奕正在无计可施。却不知周奕在一三○中学的两位同事也正在替他们担心。这一位是语文教师王景华，另一位是校医冯桂清。她们俩都多次去过周奕家里。她们见过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李浴的《中国美术史纲》，也知道他正在苦苦撰写的《西方美术史纲》一书。社会上种种毁灭文化的倒行逆施，使得她们俩心中积满了忧愤。她们很想帮李浴把手稿保护起来，可是她们心里也明白，这若给“红卫兵”和“造反派”察觉，那可是不得了的。 
　　这天晚上，王景华和冯桂清把心一横，还是悄悄摸黑折进了周奕的家门。她们主动直白地表示了愿意替李浴转移和保存手稿的意愿。因为她们经过反复的考虑，看李浴先生的为人，处事，教育后代(李浴的孩子是王景华的学生)……怎么也看不出他会是个坏人，印象里只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勤奋正直的学者，所以决定不避风险。一筹莫展中的李浴听了王景华和冯桂清这突如其来的道白，反倒惊呆了，一时连话也说不出。王景华和冯桂清恳切地述说了她们不过是为了祖国不至“斯文丧尽”才宁愿担惊冒险替他转移和保存手稿的心情。李浴这才省过神来，喜出望外，赶紧把《西方美术史纲》的手稿和一些有关资料包好捆扎起来，交给王景华和冯桂清带走。另外一部，他不敢再更多连累这二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了。果然，刚刚转移了部分手稿不久，“红卫兵”和“造反派”就闯进家门抄了李浴的家，把剩下的一部手稿和日记、书信等等，全都抄掠一空。
　　从李浴家带出的《西方美术史纲》手稿，先是藏在王景华家。王景华老伴是一位工程师，不几天王景华家也被抄了，幸好没注意到李浴的手稿。王景华连夜又把这批手稿再转移到冯桂清家里。冯桂清朗声说：“没关系，放在我这里吧，我不怕，我孤儿寡妇的怕什么！”她和王景华合力把地板撬开，把手稿藏到了地板底下。
　　到了一九六九年冬天，上头又有了决定，李浴要被赶下乡去。他这一次下乡，不但没有工资，连生活费也不再发给，更绝人的是，连老伴周奕也被强迫退职，孩子们被迫退学，要全家一锅端跨省到吉林盘山去落户。若说他们此后的生活该有多么艰难，不妨讲个小插曲就够了。一次，王景华给周奕写信，想串联谋划周奕复职，周奕很久没有回信，王景华有些不大高兴了。周奕听说，这才赶快让李浴抱了一只鸭子到集上换几个钱，买了点盐巴，寄了封信。可是就这样艰难困苦，李浴也始终没放松继续修改补充王景华、冯桂清冒险替他保存下来的《西方美术史纲》书稿。留在城市里的亲朋们很为李浴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不断给他寄各种必要的书报资料。盘山的老乡们非但不难为李浴，还曾一再上报县革委会，要求批准给李浴摘去“历史反革命”帽子，可是县革委会却不理不睬。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时期，我们民族的精华对文化的真诚与热爱从来没有泯灭。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不知有过多少仁人志士，甘心为人间文化的繁荣灿烂，耗尽毕生的心血。每念及此，我就特别憎恨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丧心病狂地毁灭文化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同时又格外崇敬象王景华、冯桂清那样的人，象李浴、周奕那样的人，也包括象后来的李宝义那些人，以及一切精心维护我国文化、努力建设我国真正社会主义文化的人们。
　　坚强的李浴先生，不管怎么压也压不垮，这在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他相信党早晚会推翻那些诬蔑不实之辞，替他把冤屈洗清。“四人帮”被粉碎后，他终于彻底洗清平反了。对事业，他执着勤恳。讲授美术史四十年来，每年讲授都必增订新编讲义，决不苟且因循。他那三十五万字精装七百多页的《西方美术史纲》，在八一年四月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后，得到了不少的好评。而这部巨书刚一付印，他就东奔西跑去各地搜集补充新鲜资料，又投入了旧作《中国美术史纲》的增订改写的准备工作。我心里还想，若是他从二十四史里辑录出来的那套手稿，那套史书中关于美术的全部记载若不在被抄家时失散，出版出来也必是一部有用的好书。
　　坚贞的周奕，她是老东北鲁迅美术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曾是李浴的学生，她深知李浴的为人，不为任何方面的压力所屈服。李浴一倒霉，她就从美术学院被调到中学去教历史。李浴被强制流放到盘山，她也要去职下乡烧火作饭。后来她先落实政策复职了，为了支持老伴的事业，不留恋沈阳，宁愿改调到乡下去教书，在逆境中开辟事业，对老伴的无怨无悔的体贴支持，真是弥足珍贵啊。
　　王景华和冯桂清，前头说过了，是维护祖国文化的真正强者，没有她们二位的挺身而出，一九八一年的书市，怎么能摆出《西方美术史纲》这部厚书来！
　　当然，也不能忽视象辽宁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负责人李宝义这些有胆有识的出版工作者。他去找李浴联系《西方美术史纲》书稿的时候，李浴还没彻底平反。李浴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家卢光照的书法，问李宝义：“你不怕象卢光照？一九五七年做《中国美术史纲》责任编辑那样跟着受连累？你不怕出这部书赔本听别人的闲话？”李宝义先已请示过社领导，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既然学院已经重新请你回校任教，你可以在社会主义大学讲坛正常讲授的东西，能达到出版水平，出版社来出版就谁也无可非难。而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出版社，除了赚钱的书，难道就不能为祖国的文化积累也出一些必要的赔钱书？”几句话回答得李浴心里热乎乎的。这才是出版社的本份呵！
　　维护和繁荣祖国的文化，需要亿万人民的同心协力，从各方面携手共赴。但是，亿万人民需要榜样，需要有带头伸出手臂来的人，特别是在象“文化大革命”那样乌云蔽空的时候，我以为象上面谈到的王景华、冯桂清这些人，尽管她们很弱小，但是她们为我们民族启示着不尽的希望，所以她们的精神最可贵。 （ 转载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