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画看古代收藏家的收藏文化旨趣

任道斌

我国乃文物之邦，历代涌现出无数书画收藏家，如唐之李世民(唐太宗)、张彦远，宋之郭若虚、米芾;元之赵孟俯、王芝;明之项元汴、董其昌;清之周亮工、卞永誉、弘历(乾隆帝)、安歧等。他们醉心艺事，或举私家之财，搜罗所见名作，不遗余力，乐此不疲;或耗国库之资，访求各地佳品，孜孜不倦，至死不渝。虽然古代收藏家浸淫于书画之中，各有所好，而且收藏方式各异，范围不尽相同，结局相去甚远，但他们的文化旨趣却大致相仿，即与古为徒，借古开今，以古人的智慧，丰富当下的生活，古为今用，并不是成为泥古不化的守财奴。

从古代书画家的活动来分析，他们的具体收藏旨趣，则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满足个人癖好书画的性格，充实自己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质量，藉此养生益寿。按现代医学科学的分析，人的性格大体由基因所决定，正因为生理基因的繁杂、多元，从而形成了大千世界具有种种不同个性的人。诚如有人癖好饮酒，有人倾心音乐，有人乐于旅游，有人喜爱体育一样，也有些人专情于书画，像俗语所说，“具有艺术细胞”。而一旦外部的条件成熟，这种内在的需求就会得以激励。天生的精神需求，在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后，会带来无比的愉悦，使人的生活变得富有生机，尤其是睿智者则更会从中悟出书画能令人益寿延年的天趣。

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是一个典型，他虽日理万机，治国长达六十余年，但他却从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品中寻求精神的契合与满足，让自己的“艺术细胞”健康成长，得以修身养性，从书画佳作中感悟到诗情画意带来的静逸、灵秀、浪漫，领略书画之美的妙不可言。如他在故宫养心殿西暖阁的“三希堂”，虽然只有八平方米，但却是他游目骋怀欣赏艺林的最佳之处，这里装载着他无穷无尽的人文乐趣。乾隆帝将晋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收藏于此，不时展玩，爱不释手，一生之中竟对《快雪时晴帖》题跋达七十三次之多。他还在此把玩历代书画名作，挥毫题跋不已。在“三希堂”中，东墙悬挂着乾隆帝书写的“怀抱观古今，深心托毫素”对联，西墙上是通天满幅的郎世宁、金廷标合作之《人物观花图》，书画娱目，心旷神怡。更有意思的是，“三希堂”东墙的门直通处理万机的勤政亲贤殿。正因为书画是他陶冶性情的良方，治国理政的补品，所以他会以天子的权势广收博采历代书画名作，藏于深宫禁廷，盖上御印，编入《石渠宝笈》，供他个人享受。他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文治武功最辉煌、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书画收藏家和最懂得书画养生的君主。

这类满足精神癖好的书画收藏家，还有唐太宗李世民、清初文士吴洪裕等人，前者竟以“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作为随葬品;后者则将有“画中《兰亭》”之称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付之一炬，以作殉物。他们对自己钟爱的书画，有不离不舍的情感，为了让它能永远陪伴自己，不被他人所夺，竟作出如此举动，满足私欲的程度，可谓达到了极端。

二是发扬热爱文化艺术、尊重历史、保护文物的文人情结。书画是社会的文化财富，折射出时代发展的文脉，许多文人对其呵护有加，他们不仅可以从书画中得到美的享受，更能从这些带有时代痕迹的佳作中认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因此历代的优秀书画作品，无疑具有文物价值。收藏它们则是尊重历史、保护文化的手段之一。尤其在动荡的社会中，艺文遭摧残，书画被破坏，散佚零落，更成为文人扼腕痛惜之事。如明末清初，社会鼎革，宛如“地解天崩”，许多江南士人为反抗清兵的暴虐，不惜壮烈捐躯，或在反清失败后遁入山林，削发为僧，书画以寄，隐居终老，誓不与新政合作。在这兵荒马乱、文禁日严之际，酷爱艺文的周亮工，悉心搜集这些富有民族气节士人的书画墨迹、印痕，以表彰他们的正义行径，记录这段可歌可泣的惨烈变化，留住历史的真相。周亮工根据亲身闻见及收藏的书画，写下《读画录》、《印人传》、《赖古堂书画跋》等，以明“铮铮佼佼，正不乏人”(张遗:《读画录序》)，成为后人认识明清之际社会生活的宝贵史料。

又如清代乾隆初年客居天津的朝鲜族旗籍文士安岐(1683-?)，有感于书画的流落飘零、聚散无常，乃不惜斥巨资收藏书画，在坊间巷陌搜求历代佳作，历四十年所得，编成《墨缘汇观》六卷，着录数百件书画名作，记述质地、内容，间予评介，以保存流传。他在《自序》中称:“余性本迂疏，志居淡泊，自髫年以来，凡人生所好者，如声色之玩，琴奕之技，皆无所取，唯嗜古今书画名迹以自娱。每至把玩，如逢至契，日终不倦，几忘餐饮。自亦知其玩物之非，而性之所好，惜不能已也。”除了天性之外，安岐收集的这些书画名作，使自己“偶一展阅，得历朝墨妙纷然在目”而心满意足。文人收藏书画，其热爱历史与艺术之痴情，从中可见一斑。

三是以古人为师，汲取艺术养分，提升自己的创作技艺。具有这种收藏目的的藏家，尤以文人书画家居多。历代优秀的书画作品，传达了丰富的审美情趣，代表着历代书画家的智慧，这些直观的画面，自然是后人临摹学习的模板。宋人米芾就不断品评所藏古代书画名迹，欣赏不已，启发自己的才思，并着《书史》、《画史》、《海岳名言》、《海岳题跋》、《宝章待访录》等，以阐述自己的学习心得。如《画史》所述“山水有无穷之趣，尤是烟云雾景为佳”;“董源峰顶不工，绝涧危径，幽壑荒迥，率多真意”等，对其创作“米点山水”，自有借鉴意义。

又如元代大书画家赵孟俯(1254-1322)，也是书画收藏家，根据《赵孟俯文集》及存世的晋唐宋书画名迹，我们不难知道他曾寓目、收藏和品题过不少古代书画名迹，如晋人顾恺之《洛神赋图》、《秋嶂横云图》，唐人韩滉《五牛图》、王维《松岩石室图》、李思训《蓬山玉观图》，五代董源《溪岸图》，宋人《秋山行旅图》等，他还藏有数本《定武兰亭帖》，以及宋《淳化阁帖》等。这些珍贵的收藏，成为赵孟俯临摹不已的良师，他不仅鉴定来源，考其传承，赏其艺术成就，品题甲乙，而且记述观感，抒写爱护之情，并借古喻今，宣泄文人忧国伤时的襟怀。当然，赵孟俯收藏书画得益最多之处在于书画技艺的提高，他曾在《题苏轼书醉翁亭记》中说，“有志于法书者，心力已竭而不能进，见古名书则长一倍”，而他见到苏氏法书，则“岂止长一倍而已”!观赏古书画，使他能师法古人，心摹手追，技艺大进，如他临摹王羲之《兰亭序》不辍，他的书法柔润虚和，蓄有王氏秀逸之姿;而赵孟俯所作《红衣罗汉图》、《人骑图》、《洞庭东山图》等，也明显有晋唐遗风。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更是收藏古书画、与古为徒带来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赵孟俯在宋元鼎革的激变中，自觉充当延续、保护中原传统书画的领袖，刻苦努力，收藏古人名作、学习古人，能在“沧桑变易、文化失范”之际，以史为鉴，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匡时救弊的灵方”(见卢辅圣《赵孟俯画集序》)，而且影响入主中原的“马背民族”，使蒙古贵族也消除歧见，如元仁宗及其姐姐大长公主、元朝大臣色目人高克恭、康里子山等也喜爱中原传统书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保护了中华书画艺术文脉承前启后的不断发展。

像赵孟俯一样，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也是位书画收藏家，从古人书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他在《画旨》中多次记述自己收藏的古书画名迹，如:“余得《大姚村图》，乃高尚书(斌案:元人高克恭)真迹，烟云淡荡，格韵俱超，固非子久、山樵所能梦见也。”“余家有关仝《秋林暮霭图》，绢素已剥落，独存其风骨，尚足掩映宋代名手数辈。元季唯倪迂得其意，虽荒率墨戏，非工细者所能庶几也。”“余家有董源《溪山图》，墨法沉古。今日鄂渚官舍，凉风乍至，齐阁萧闲，捉笔仿之。”“余家有董源《溪山行旅图》，沈石田曾仿之。文待诏所谓生平见北苑画，山得半幅，即此图也。”“吾家有董源《龙宿郊民图》，不知所取何意，大都箪壶迎师之意。”“宋元明画，余所藏各家甚备。”等等。

董其昌收藏历代书画名作，不时欣赏、临仿，如曾自题山水称“余家有赵伯驹《春山读书图》、赵大年《江乡清夏图》。今年长至，项晦甫复以赵子昂《鹊华秋色》卷见贻。余兼采三赵笔意为此图，然赵吴兴已兼二子，余所学，则吴兴为多也。”又称:“余在长安西苑草堂所临郭恕先画，粉本也，恨未设色与点缀小树，然布置与真本相似。”“赵大年令穰平远，绝似右丞，秀润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画。此一派又传为倪云林，虽工致不敌，而荒率苍古胜矣。今作平远及扇头小景，一以此两家为宗，使人玩之不穷，味外有味可也。”这类临仿古人的记载，不时见于《画旨》、《画禅室随笔》，更见诸他的画作中，如《仿赵令穰水村图》、《仿倪元镇山水》、《仿黄鹤山樵》等，董氏的收藏目的，在于以古为师，古为今用，借古开今，和赵孟俯一样，他也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复古创新的大家。

四是积累文化财富，自娱娱人，丰富审美内涵，增添人生乐趣，构建文雅生活，造福子孙后代。文人收藏书画，在古代已形成风气，明清尤甚，当时小康之家，屋有楹联、匾额，或厅有梅兰竹菊条屏，室有四时花卉、松石蕉鹤吉祥图轴，更成为普遍之事，这在古代描绘屋室的图画及小说中皆有体现。当时营造环境美及文艺的书卷之气，十分流行。明清的文人意识到书画能让人心平气和，知书识礼，不仅可以避免俗世的烦恼，还能让人享受慢生活的乐趣，心情宁和，自然就可以避免争斗，不仅家庭平和，而且邻里相安。用如今时髦语言来形容，就是构建和谐社会，享受质量生活。

如明代杭州人高濂着《遵生八笺》，在谈到家庭生活时，就有“扫雪烹茶玩画”及“赏鉴收藏画幅”的内容。明代鄞县人屠隆(1542-1605)在为此书作序时，则认为人的身心“本来虚空”，“驰骋浮荡而不知止”，然而有“书画香草花木之类”，则可以“豁然悬解，跃然超脱”，“心有所寄，庶不外驰”，达到“清净”之境。又如明末松江人陈继儒(1558-1639)着《小窗幽记》，就称“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空灵，面上尘当亦扑去三寸”，又称“胜友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他还说:“会意不求多，数幅晴光摩诘画;知心能有几，百篇野趣少陵诗。”“奇画为观友，法帖为范友。”认为“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乃是人生莫大的乐趣。清代苏州人沈复(1763-约1830)着《浮生六记》，也谈到书画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愉悦，他称“画性宜静，诗性宜孤”，悟得诗与画，仿佛能得到“禅机”，从而“始臻超脱也”。他向往“洁一室，开南牗，八窗透明，勿多陈列玩器，引乱心目。设广榻长几各一，笔砚楚楚，旁设小几一，挂字画一幅，频换。几上置得意书一二部，古帖一本，古琴一张。心目间，常要一尘不染”的生活，可以“闲放不拘，怡适自得”。

将书画收藏作为积累文化财富，自娱娱人，造福后代的，明末项元汴(1525-1590)堪称典型。他积毕生之力，收藏历代书画千余件，后人编成《珊瑚网》。他不仅自己从这些珍藏中领略书画之美，并且挥毫临仿，影响家人，子项德新(1623-?)，孙项嘉谟(?-1645)、项徽谟、项圣谟(1597-1658)、玄孙项奎、项玉笋等皆善书画，一门诗文书画相传，风雅江南百余年。而董其昌、陈继儒、王时敏等书画家，也在项家得以观赏书画，受益匪浅。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人书画收藏家的收藏旨趣大致有:一满足癖好，延年益寿，私自享受;二珍藏历史，流传后人，有利社会;三与古为徒，勤奋学习，独善其身;四搜集文化财富，自娱娱人，丰富家族文化，造福子孙等。当然，这四种收藏旨趣并非有绝对的界限，也有复合的情况。此外，不可否认有些文人书画收藏家带有升值投资的商业目的，如董其昌就与陈继儒一起将所藏名作高价售给湖州茅元仪，这在张丑的《清河书画舫》未集中有所记载。然而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书画的传统却是他们的收藏共性，而这个共性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继承与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