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台北故宫共为观众奉献了两场围绕乾隆皇帝的展览，包括上半年的“行箧随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和年底刚刚开幕的“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与包装艺术”，这两场特展与台北故宫2013年的“十全乾隆：乾隆皇帝的艺术品位”大展相比，整个展览的切入点变得更加细腻，展览视角在延续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多元和时尚的一面。这样一来，不仅使得乾隆皇帝这个展览中的常客“常展常新”，也得以通过一个个可能看似并不起眼的“小物件”，为观众建构起一个认识与了解乾隆的全新途径，让乾隆这样一位有着“多元集锦式”艺术品位的皇帝散发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元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近些年书画展览不仅多，而且由于众多明星书画的江湖再现，使得大众对于书画展的热情一再洋溢。乾隆皇帝于书画作品上的频繁盖章与题跋自然引起了众多观者的注意，甚至是某种略带讥诮的嘲讽，“哎，怎么又是乾隆的章”。这让一向“认真而又勤奋”的乾隆皇帝感到颇为委屈，在乾隆收藏这些书画期间，于其上加盖收藏印和题跋，本是一种很正常的收藏行为，只不过乾隆皇帝对于某些特别喜爱作品的频繁题跋和骨子里散发的自信,都让他在众多画面上留下了太多不合时宜的痕迹。但是当我们不再一味吐槽乾隆的盖章行为时，会发现乾隆皇帝对于书画的收藏并非一味追求数量的累积，反而是一位会拨冗吟咏，寻觅作品会心处的收藏家，那些书画中的题跋恰是每次展玩过程的见证。

清 董邦达 西湖十景 

这件《西湖十景》卷，为南巡出发前夕，臣工提供给乾隆的江南旅游咨询指南。乾隆在画面中的题跋也流露出他对游览西湖的期待之情。

上半年的“行箧随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展以乾隆的六次南巡为切入点，透过其巡行期间的书画题咏，拣选出曾与他一起旅行的书画作品，希望能够借欣赏场域的动态变化，对乾隆皇帝的鉴赏活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整个展览始终紧扣南巡的过程展开，分为“行前准备”、“乾隆皇帝的旅行鉴赏”、“行李箱书画的来源”、“离开行李箱后作品的境遇与旅程”四个单元，在展示这些随行书画的同时，更反映出乾隆皇帝出行前、中、后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出行前的期待兴奋，巡行结束时的恋恋不舍，都在这些行李箱中的书画上留下了痕迹。

元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自第一次南巡前后，乾隆便常常挟于行箧，每遇佳山胜水，便取出留咏，南巡时也不例外。乾隆曾题跋：六度南巡，所历江山风物，气象万千。时展此卷印证，无不契合。

从众多展出作品中题跋的时间与内容，不难看出乾隆皇帝还时常配合南巡所经地点地域的变化，欣赏、展玩与自然风光或相关地域故事相对照的作品，若干铭心之作更成为他行李箱中的常备物件，不吝一再吟咏。

元 朱叔重 春塘柳色 

此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金德瑛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进献之作。此时正值第三次南巡前夕，这或许时他送给乾隆皇帝的最后一份礼物，乾隆皇帝出发约十天后取此画欣赏题咏，然不久即获报金德瑛病逝的消息。

展览的另一重点是介绍行李箱中书画作品的来源，就目前所知，除了宫中收藏已久的作品外，亦不乏官员士绅于巡行前夕或南巡途中选献的新藏品。透过这些作品，不但可推敲官员士绅对皇帝喜好的费心揣摩，也能由题跋观察乾隆皇帝对此的回应。

明 崔子忠 画苏轼留带图

 此作描绘的是苏轼与金山寺僧佛印说偈，输了腰上玉带的故事。第三次南巡时，乾隆皇帝想起藏在御书房中的此作，命人快送至江南欣赏，从此之后，此轴成为了南巡行李箱中的常备成员，每每于金山寺中与苏轼玉带一同欣赏展玩。

这些曾与皇帝一起旅行的书画作品，后来的境遇各不相同，有些可能连一次展开的机会都没有；有些则留在巡行途经的行宫、寺庙中；有些入宫后又归还原藏地；有些备受欣赏，回宫后不断复制；还有一些作品则成为旅行途中的箧中长物，一次又一次跟着皇帝到处去旅行。这些搭载着乾隆皇帝题跋的书画作品，一方面是他南巡旅行的纪年与追忆，一方面也成为当时清帝国自北至南统治的政治象征。

宋 黄庭坚 书寒山子庞居士诗

乾隆在隔水上题：双钩既伪诗更误。向谓上等，实错。可知虽然之前均视此作为上等佳作，晚年却误判此作为伪。

除此之外，卷上没有留下乾隆的其他题跋，然而根据他第二次南巡作此卷临本时题到：二十年前爱临山谷书法，置之久矣。偶得此卷，橅之不觉见猎心喜，推测此卷应得于此次南巡途中。

南巡、行李箱、书画，平凡的几个词汇共同勾勒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这般以小见大的生动选题，不仅让被叙述者乾隆的形象变得更加饱满、立体，也让观众能够换一个角度来重新思考和审视，乾隆皇帝作为书画收藏者的贡献和他不俗的艺术品位。这里的乾隆不再仅仅是寻常展览中的那位高大全式的“盛世天子”，更是一位有声有色、性格丰满的人，一位会在旅行途中查看攻略、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收藏者。

当央视大型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用各种釉彩大瓶的繁复，官方吐槽乾隆皇帝“农家乐”审美的同时，台北故宫却在年末，再度献出一个大展“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与包装艺术”，力图以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和与之相关的包装艺术作为展览主轴，透过器物、书画及图书文献各类精美选件，呈现乾隆皇帝鉴赏文物、经手把玩的独特审美，以及为之量身定制匣盒，妥善储藏的设计心理。展览的四个单元“打开百宝箱”、“最爱古董”、“珍藏宝贝”、“乾隆品牌”，层层递进，通过乾隆皇帝主导下的各式包装艺术的再现，让观众得以了解古代包装艺术和蕴藏其间的美学创意，展览同样也希望能借助这些功能性与欣赏性融合无间的“百什件”为乾隆帝的审美“洗白”。

清 乾隆 雕紫檀蟠龙方盒百什件

“百什件”，一般都是在一个体积不大的箱匣内，进行精巧的设计，令箱中套盒，盒中安屉，屉中分格，每格都珍藏有珍玩一件。这样的“百宝箱”少者可纳入数件、十数件，多者可容纳数百件珍玩共处一室且各得其所。这样一种通过空间的构筑和营建来组合各种珍玩的方式，让器物间彼此的关联赋予了各自更多的美感，令单件器物拥有了个体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清 乾隆 《玉英辉映》玉器匣

透过展览中乾隆年间留存下的众多“百什件”，以及造办处的活计档记载，可知乾隆对于这种“组合式文物”的热衷，不仅亲自过问设计制作的全过程，更是多次亲自动手安排百什件中的器物布局和空间位置，每一个百什件的精心安排，都令我们仿佛窥探到乾隆帝于设计时的享受与快感，和那份一看再看、爱不释手的喜爱之情。

清 乾隆  竹唐草莳绘双袋盒

台北故宫显然希望借助此展，对十八世纪的文物包装与设计进行回顾的同时，回应时下流行的品牌创新议题，从中激发出无限的创意能量。另一方面也想从帝王建构专属品牌的操作模式入手，反思文物收藏之于帝王形象的意义。在我看来，百什件这种空间分割的艺术，不仅是宫廷工艺具体而微的代表，于层层叠叠的格屉间安置、寻找、把玩的过程，更真实反映出了乾隆帝的艺术组合水平与审美能力。

宋 蔡襄 澄心堂帖 

澄心堂纸相传为南唐内府制作，表面坚洁紧实，细腻光润。此纸在《石渠宝笈》中并不被认定为澄心堂纸，显示清内府对于此纸有不同的见解。

两场展览，分别用“行旅中的书画”和“百什件中的珍玩”，为观众搭建了一个认识乾隆的途径。既没有宏大的议题，展览的单元设计也不见得要概括乾隆一生的文治武功，只是根据馆藏文物的特点和当前的研究成果，非常巧妙地借助于特定的“场景”，通过展览主题的有意缩小，不仅让乾隆的形象更加立体鲜活，也让展览的立意在无形中被放大。远比看起来既全面又丰富的帝王展，多了一丝对历史人物的关怀与理解，而这种关怀和理解放在展览中，就是对观众的鼓励与引导，让现今的观众和过去的皇帝能够平等的对话。对于像乾隆这样活跃于各大展览中的常客，台北故宫这两个展的尝试和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这样才能让展览常办常新，让观众有期待、有惊喜！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拿破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