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里斯•博登的纪录片:从疯狂的行为艺术家到装置艺术家

ANELISE CHEN 编译:阿弥  来源:Vice 发表时间:2017-06-09

最近,美国导演蒂莫西·马里南(Timothy Marrinan)和理查德·杜威(Richard Dewey)的传记纪录片《博登》正式上映。影片讲述了行为艺术先驱克里斯·博登(Chris Burden,1946-2015)的故事。他早年的“疯狂行为”彻底改变了行为艺术的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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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登》纪录片宣传海报

1971年11月19日,在某个画廊里,一个人拿着步枪瞄准了站在15英尺外的博登,就好像是枪决时候的场景。几秒之后,枪声响起,博登抱着自己流血的手臂踉跄地行走着。他是第一个以艺术的名义射击自己的人。此后,博登巩固了自己“艺术殉道者”的名声,他先后表演了一系列残酷且有受虐倾向的行为:将自己钉在大众甲壳虫的车皮上,爬过布满玻璃碎碴的地板……有些行为甚至让人想起宗教中的某些仪式。

克里斯·博登,《枪击》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博登后来转型了——但他并没有脱离艺术界,而是以一个装置艺术家的身份继续活跃着。他的装置作品显得友好而积极向上,且颇受观众青睐。比如坐落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入口处的《城市灯光》(Urban Light)。这片由灯柱组成的区域,已经成为洛杉矶被拍最多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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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博登,《城市灯光》

“如此看来,从极端的行为艺术到大型装置雕塑,博登确实走了很长一段路。”马里南如是说。将这两个看似没有交集的阶段连结在一起是马里南和杜威的主要任务。

博登出生于波士顿,童年的生活并不幸福。他的父亲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作技术顾问。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常常搬家,博登先后在中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生活过。在纪录片中,博登的姐姐承认他们是“不愿与人往来的性格”,因为经常与整个社区格格不入,他们常感觉自己是局外人。

博登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取得了硕士学位,其专业为雕塑(尽管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作品)。当时他一直在从概念的层面思考雕塑的本质与作用。雕塑不像绘画,它是要和运动紧密相连的——人们必须通过移动来观察它的全貌。因此,博登早期的雕塑作品具有强烈的介入性,他将健身器材组合到一起,希望人们可以参与进来——然而观众却将这些东西当作真正的雕塑来观看。所以博登决定更进一步:何不用自己的身体——这个完全的动态雕塑,来做作品呢?

马里南和杜威认为,博登早期的行为艺术作品可以看作是雕塑家在推进思考时的自然延伸。在1971年的学生时期作品《禁闭5天》(Five Day Locker Piece)中,博登将自己绑住,塞进一个锁扣装置中。1973年表演《温柔地穿过黑夜》(Through the Night Softly)时,他将外衣全部脱掉,在只穿一条红色短裤的情况下,扭动着身体穿过了画廊铺满玻璃碴的地板。一年之后,他表演了《穿刺固定》(Trans-Fixed,1974),将自己钉到了大众甲壳虫的车皮上。

克里斯·博登,《穿刺固定》

这些作品迅速走红。一些批评家将这些表演看作特技,是一种噱头,不足为奇。而另外一些人,比如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维托·阿孔奇(Vito Acconci),则认为他正在改变艺术界。也有人认为,他那针对地点创作的、无法复制、不能收藏的行为艺术作品是对1970年代浮躁的艺术市场和越战暴力的控诉。但是对艺术批评家布瑞安·塞维尔(Brian Sewell)来说,博登的作品缺乏整体性和深度:“这些都是做给人看的愚蠢行为。”不过,不管他人说什么,或者是否理解,人们还是争相涌进博登的表演现场。

“他的作品在感官上给人很强烈的刺激”,马里南如是说,“他真的想将每个点子都用上。早期将自己的身体放到危险的境地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他并不能预料事情的结果。”

其行为艺术所传递的紧张感和威胁性也出现在其早期的装置作品中。《大轮胎》(The Big Wheel,1979)是将工业轮胎附加到意式摩托车上的动态雕塑,其中的齿轮让更大的铁质轮胎旋转起来。雕塑启动时,巨大的轮胎飞快地旋转着,连大地都颤动起来,而轮胎也似乎要因离心力而被甩出去。

“chris burden big wheel”的图片搜索结果

克里斯·博登,《大轮胎》

在纪录片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博登早期作品的暴力倾向与其童年的关系。博登在12岁时出了一场车祸——被摩托车撞了。他的左脚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动了手术,此后他经历了9个月漫长的恢复期。这磨炼了他承受苦痛和寂寞的能力,而他的作品似乎是在挑战自己面对心理和生理各项苦痛的控制力。纪录片有一段显示了其在1970年代第一次接受采访时的情形。其中有一幕是,他将视线转入远方,透露出一丝忧郁:

博登:现在我能够控制它了。

采访者:控制什么?命运?

博登:差不多吧。

实际上,博登的行为看似疯狂,却都是在缜密的计划下进行的。在表演《枪击》前,两个人进行了多次“彩排”,所以子弹只是擦伤了他的皮肤。而在《穿刺固定》中,他仔细地研究了手掌的解剖结构,确保钉子钉穿时造成的伤害可以达到最小化。

“很有意思的是,他将这些内容与小时候受伤卧床被困多日的经历联系了起来。”马里南如是说,“他还做过一件叫‘床’的作品,他将床带到博物馆中,并在里面呆了好几个星期。这肯定和当初的经历有关——那对他的影响很大。”

艺术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治愈的方式。1980年代以后,博登好像已经穷尽了与身体相关的表达方式,而自己似乎也已经从童年的疑惑中解脱了出来,于是,他“想要继续前进了”。

实际上,纪录片并没有从精神上完全反映出博登思想的发展脉络,而这一点似乎和艺术家的主观意愿有关——那些想要深入他私人生活的企图都被其拒绝了。而对主题非常忠诚的马里南和杜威,好像也健忘性地隐没了一些个人细节,比如1980年代,博登曾吸食过硬毒品,并经常随身携带一把乌兹冲锋枪。大概他们也认为这是艺术家人生中的污点。纪录片也没有提及他弟弟和妹妹的死亡,抑或他与父亲之间关系的深度解读,家庭关系和变故想必对他作为艺术家和一个普通人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很难完全明白其2008年的大型装置作品《那些父亲给予我的》(What My Dad Gave Me)——那是一个有65英尺高的巨塔装置,博登似乎是在对父亲致敬,致敬父亲遗传给他的对工程、精确度的兴趣,以及认真的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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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博登,《那些父亲给予我的》,洛克菲勒中心

马里南和杜威认为,“好奇心”是将博登看似逻辑并不连续的两个艺术阶段联系起来的关键因素,因为他有 “孩子般的热情”。“博登的早期作品可能会让你觉得他是个狂野的人,但实际上他非常具有思考精神,也很讲究方法论。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他无比友好,并对艺术保持着绝对忠诚。”

2015年,记录片还在拍摄阶段,博登却突然逝世了。他对自己的隐私相当看重,连得了黑素瘤的消息都没有告诉马里南和杜威。两位导演继续完成了影片的剪辑工作。从影片的采访部分可以看出,博登对周围的一切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最后的作品是去世前才完成的《献给桑托斯·杜蒙的赞歌》(Ode to Santos Dumont)——一个长达四十英尺的白色飞艇,可以在有人看管的情况下在展厅里“飞行”。作品对巴西航空先驱桑托斯·杜蒙所作贡献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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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博登,《献给桑托斯·杜蒙的赞歌》

source: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the-man-who-turned-his-own-crucifixion-into-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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