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五嗌

郜元宝

　　一、没“印象”

　　以前写作家作品论比较勤快，对那些好发议论而不肯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同行，就多有腹诽，戏称他们为“不评家”，即不写评论的评论家。现在应该把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了，但我的沦为“不评家”，另有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我发现，除了具体的作家作品，另一些“文本”，比如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文本，或许更值得评论。

　　但这里只能先谈谈“印象”，一个“不评家”算不上评论的观察和议论。

　　围绕“印象”做文章，大概也属于“中国现当代学科合法性危机”的一种表征吧，然而目前“印象式批评”奇缺，是否也会造成另一种“合法性危机”？

　　文学家当然也要理性地、科学地研究社会，但他恐怕主要还是“研究”他所直接接触到的社会上的人的心灵、灵魂、情感、感觉，也就是“研究”社会上的人对时代和世界的“印象”，然后把这种“研究”掺和着自己的“印象”一同写出来，成为文学作品。是否科学地研究透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恐怕并不是一个文学家或批评家（我觉得二者原无本质的区别）首先应该关心的，否则一部中国文学史，在20世纪的庸俗社会学产生之前，就还没有开始。但如果没有“印象”，如果不提供“印象”，肯定就不叫文学家或批评家。

　　上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闹得顶凶的时候，郭沫若曾化名批评鲁迅，指责鲁迅没有用科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他认为鲁迅所凭借的，仅有“飘忽的记忆，模糊的印象”，而这对于一个文学家与批评家，实在太不够了。郭沫若，还有“创造社”、“太阳社”其他一些文学家的批评，确实也曾倾倒了一时，但我觉得这种看似高明的指责正好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是郭沫若本人正在从一个文学家蜕变为一个非文学家——当他开始用科学理论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之后，就再也不能写出敏锐地传达时代情绪也真诚地表现自我精神的《女神》了。他作为一个新文学家的使命，《女神》时代之后，已经结束。倒是鲁迅，不管不顾，“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只是“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也只写那些“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文章，才在“五四失精神”的30年代文坛，保留了一点“真的恶声”。

　　但郭沫若式的指责没有吓倒鲁迅，却把我们今天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学者教授们吓坏了。今天，一个文学家、批评家，似乎“读书养气”，接触社会，还不够，而必须能够讲点“被压抑的现代性”，提倡一点“人文精神”，标榜一点“学术规范”，夹道欢迎“全球化”、“国际资本”，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学家和批评家纷纷鄙弃自己的“印象”，把灵魂和感情藏起来，东拉一种理论，西借一套话语，像模像样地搞起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来——又不敢学创造社诸君子的样子堂皇地声称自己就是社会问题的权威，而只是给自己的工作起了一个谦卑的别名：“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印象”，更不敢脱口说出自己的“印象”，怕被别人视为浅薄、简单，对不起学者教授批评家的美誉和岗位津贴、特殊津贴，所以只好硬将自己绕进这个那个理论中，法海似的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了，只留一个虚假的“我”，哇啦哇啦口吐各种理论的拙劣的复制品，对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如临大敌，烹小鲜如治大国，十八般兵器全摆出来，一页纸上引号不断，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韦伯、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拉康、鲍德里亚、齐泽克，齐来帮忙，但最后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还要继续研究”。可能“研究经费”还得继续申请吧——但就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然更没有文学。

　　“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印象？”

　　——鄙弃“印象”的学者批评家们，总有一天会向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这样地“打听印象”的，但如果那些外国人够诚实，够谦虚，应该反问：您先生作为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印象”？

　　有“印象”的批评，并不等于“印象”批评，它可以一面保留“印象”，一面收集材料，改善方法，以便更深入地剖析和更有力地表达“印象”。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中国文学批评界要求更多更清晰的“印象”。比如，对一个作家，你得先说出自己的好恶，价值的评判，得让读者知道你认为这个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除非事关“科研经费”，不要总是兜圈子，要防止将读者兜昏了，更要防止鲁迅所说的，把自己“练成傻子”。

　　二、在新的批评“行话”中鼾睡

　　有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朋友，偶尔做了学官——大学里的官——官架子不会摆，倒先打起了“官腔”。千万别误会，以为他开始眼睛向下、“嗯呀哎啊”了。不是的。他依然跟从前一样谦虚谨慎，埋头苦干，只是已经开始在竭力练习一种学官的“行话”。

　　如今在大学，只要有幸旁听一点“行政会议”，一定会听到许多高深之极、漂亮之极但也无聊之极的不是官腔的官腔——大小学官们的“行话”的。他们说着这些“行话”，实际处理的仍旧不过那些事情。但说与不说两个样，会说与不会说更加不同。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老老实实讲大白话，人家一定认为你不仅没有领导艺术，而且没有研究好问题，缺乏办事能力——按照中国文学形象大使余华的话说，就是“中层干部化解矛盾的能力”。总而言之，要想在大学“行政系统”混饭吃，非得学会那些新的“行话”不可。

　　同样，非行政的“教学与研究”系统，也在大量制造和流行学术性的“行话”，这里不必列举、描述、分析，毫无必要，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

　　从80年代初到今天，不断有人批评批评类文章的“看不懂”，这种批评因其巨大的含混性，本身也会令被批评者“看不懂”。但不管怎样，“看不懂”作为一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很奇怪，在今日文学研究和批评界，基本听不到“看不懂”的叫嚷了，不管它是强者的呵斥，还是弱者的迷惘与叹息。

　　然而实际上，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中国学术与批评之“看不懂”的程度，绝对要远远超过80年代。

　　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人嚷嚷“看不懂”？

　　因为没有批评，尤其没有“批评的批评”。

　　为什么没有“批评的批评”呢？

　　因为批评家都被组织起来，塞进“高等院校”里，从民间升入庙堂，排好了座次，也就收起了英雄的嘴脸。少数几本以往任由他们打家劫舍的批评杂志，也都跟风、仿效，成为清一色的“学术论文”的集散地：充分“学院化”了。

　　批评家“学院化”了之后，为什么就不能进行“批评的批评”了呢？

　　因为，所谓批评家的“学院化”，并不单单是他们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名牌学校接受了“学术训练”，沾染了“学院气”，也并不单单因为毕业以后“留校任教”，猝然成为学者。这些都只是批评家“学院化”的表象，并不一定妨碍批评家进行“批评的批评”。批评家的“学院化”的实质，乃是现今的批评家们或者作为内部骨干或者作为外围组织，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或者紧紧地联合着学院体制，和导师、师兄弟、师兄妹们扎堆，人身依附，人格破产之后，就一道同风，齐心合力制造“学术行话”，进行“现代性”的“知识生产”，将围绕“现代性”的全套学术咒语念个不休，同心合力地盼望这套咒语上升为“专利”，从此惟我独有，惟我独尊，然后大家分红——还“批评”个头啊。

　　文学被抬举到“高等院校”，立刻进入半瘫痪状态。

　　“文学批评”被“高等院校”所垄断，就差不多进入完全休眠。

　　目前流行的各类批评的“行话”，不过休眠着的批评所发出的一阵阵快乐的鼾声。

　　但一切“行话”，就像“奥维尔所谓的‘新说法’”（Orwellian New Speech），都是有“权力”的。其权力的指向性命令，就是令一切闻者或被引诱，或受逼迫，不知不觉一起鼾睡了。

　　三、“网络”神话建造时

　　朱大可有一次欣喜若狂地告诉我，中国的批评有救了，因为在英特网上，新一代批评家正茁壮成长，他然后威胁我，说你到现在还不上网，很快就要被淘汰。他还现身说法，说他自己只要一天不上网，就感觉迟钝，语言老化，没法写东西了。

　　也许是“网友”们特别宽宏，但也许是他们不满于仅仅在网上“冲浪”，所以他们的好文章，经常也会洋溢到“伊妹儿”和“纸面媒体”上来，使我有机会体验“网络民主”，参与“互文”的“游戏”，共享“后现代知识生产”的快感。

　　确实，网上的“东东”，是要比“核心期刊”上的精彩，所以难怪许多“核心期刊”也要定期“链接”，择优选取。

　　但“东东”无论好坏，也只是纸上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分流、释放，它和制度化的“纸面媒体”之间本是孪生关系，就好像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海外“离散族群”之间，在文化精神上还是共根所生，难分高下，区别只在于前者是胡适之所谓“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后者是契诃夫所讽刺的“自由了是否便可以随便在街上杀人？”——我当然只是概乎言之。在自由的“离散族群”中，至今还没有产生哈金先生所盼望的“伟大的中国小说”。前一阵子看王志采访在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杨振宁先生的电视片子，那自由的功效也就不过如此。伟大的小说家难以产生，伟大的科学家也一样。在充分释放“政治无意识”的英特网上，大概也难以看到批评的杰作罢。

　　进步是进步了，但也因此更加照见“民族的劣根性”。就像一个腿脚有隐疾的人，不参加田径运动会，就看不出来。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纸面媒体”已经够“朦胧”的了，没想到“冲浪”的英雄们也一个个穿着红马甲，带着“网名”的面具，满足于在“匿名状态”制造“完美的罪行”。

　　在现代（晚清到1949年），文人们可以进行“实名制”写作，尽管笔名乱起，暗箭乱飞，禁令不断，伤痕累累，但性情固在，目标明确，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感觉到。

　　在今天（21世纪），笔名少了，暗箭少了，文章越写越整齐了，但批评文章中作者个人的性情和目标感越来越失落。惟一的进步，是批评家进银行存钱，也必须和普通人一样采取“实名制”。

　　网络显示了技术的进步，也暴露了文明——小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几个方面的堕落：

　　1.作者们从“纸面”的半隐蔽走向网络的全隐蔽。真实的“此在”没有了，“肉身”皆不“在场”，都是一些来历不明的“存在者”和牛首、阿旁组成的“无物之阵”。用“狂人”的话说，“难见真的人！”

　　2.网络写手在隐藏自己、制造流言、生产垃圾的同时，也在破坏汉语。其中固然也有才华横溢的创造，但因为网络似乎有天然的豁免权，允许粗制滥造，不必锻炼文体，所以少量的创造的火花和真诚的情思，总敌不过根本的破坏。

　　四、关于“纯文学”

　　我们活在当代，凡有发言，当然须以当代生活的感动为燃料，为素材，但之所以在上访材料、投诉电话、人大提案、“纪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于是而有“文学性”、“纯文学”、“艺术自律”种种未必高明然而也绝对有所实指的说法。

　　文学，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证家们还原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可以“为人生”。但文学还不止于此，因为向上，文学可以一面将“人生”的一切实际问题包含着，一面却将诸般的信息转化为心灵语言，从而“改变精神”。“改变精神”的成绩，往往不容易一眼看到，也无法为一些注重实证的研究者、考据家所重视，却可以最敏感最准确地显示民族精神的发展。这是文学在所谓“填平鸿沟、消除差异”的“后现代”仍然没有消亡、难以被一下子抹杀的原因之一。

　　从研究和批评的角度来看，要想充分显明文学的内在精神性的一面，确实需要“知人论世”，将文学的语言深入到、还原为原初的出发点，使文学圈外的普通读者能够感同身受。但，如果将这种还原性的工作定于一尊，断言一切或高或低的文学的意义，均可以、而且均只能还原为、“换算”为实际的历史政治的过程，这种新的“历史癖和考证癖”的“特种学者”，大概也只能是鲁迅当年所说的只能看到“物质的闪光”的“诗歌之敌”的借尸还魂，他们的貌似高深的研究文学的学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入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

　　这些本来浅近的道理，之所以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反而变得异常暧昧，我觉得是有许多人故意要造成这种暧昧。

　　关于“纯文学”，李陀先生因为看到了80年代的美学口号、艺术口号背后的政治原动力，于是大声疾呼，叫大家不要上当，其情可感。但这也并非李陀先生的发明，因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记得当文坛反思“新时期文学”为何“盛极而衰”时，就已经有许多批评家们指出了这一点，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动机是政治。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还留意到问题的两面性，即还没有“一言以蔽之”，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和与之关联的“纯文学”的理想完全归为政治的权力运作。现在，李陀先生简化两面为一面，似乎一语警醒梦中人，大家都恍然大悟了。

　　这一次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我看先是李陀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后是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

　　把在80年代、90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变得高深无比，我看这是故意的，因为非这样，就显示不出21世纪的中国批评的气概、水平了。

　　如果说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因为“学术话语”和“学院批评”的参与，而让学院以外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自认低能，那么，看看稍微诚实一点的孟繁华的不断进步的一套理论，就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其中的奥妙了——虽然那原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上面，但因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围绕“纯文学”的“争论”实在有帮助，所以还是值得整段引用：

　　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等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90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他们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学合理内容，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象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妙。但话要说清楚：“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这是真的吗？真的吗？“五四”时期，不是已经由“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了吗？20年代后期，不是已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了吗？稍后的创造社的“热血青年们”，不是早已经断言，像鲁迅那样的“老作家”，如果不获得“第四阶级”的“意识”，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吗？30年代的“左联”，不是继起增高，将孟繁华所提倡的“无产阶级写作”和“第三世界文学”先行组织化、“合法化”了吗？40年代以后，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立，随着“杂文时代”被宣布已经“过去”，随着专门躲在“亭子间”而不敢走上街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凯歌行进，“三红一创”、《金光大道》和“革命样板戏”，不都已经作为“红色经典”而呱呱坠地，至今还被不断“改编”吗？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现在不都在纷纷研究“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努力从中寻找“经典”吗？薛毅先生不是一再宣布，他所找到的“经典”，就是《子夜》、《红岩》、“甚至”《红灯记》吗？怎么能够说是“几为真空”？

　　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竟然不晓得还有这等“无情地剿灭了”的惨剧。真是麻木得可以。但孟繁华尽可以不必悲观，至少据我所知，“媒体和‘精英阶层’”早就行动起来，一起来宣传、来论证、来保卫“无产阶级写作”和“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了。那辉煌的第一战役，越过时间的隧道，先行“剿灭了”80年代的“纯文学”。

　　现在惟一的遗憾，就是“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还“不成熟”。

　　然而，等到“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学合理内容”的“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不再“不成熟”时，一切“无产阶级写作”、“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外的“纯文学”，就不仅要“被嘲笑被讥讽”，恐怕将来的词典里连“文学”一词也要删去，一律换上“第三世界文学”。

　　我也想模仿孟繁华的基本句法，来上这么一段：

　　在现、当代中国，“纯文学”历来薄弱，几为真空，因为“政治正确性”永远高于“文学性”，“道德标准”永远高于并且随时可以取消“艺术标准”或“艺术自律”，所以很自然地，它受尽了“媒体和‘精英阶层’的嘲弄和讥讽”，等到李陀先生从“新时期文学”的旧营垒里杀将出来，反身一击，笑眯眯地来到上海“漫谈‘纯文学’”时，等到被孟繁华发现的新的革命文学传统日益成熟之后，区区“纯文学”，确实几乎要被“剿灭了”。

　　五、“拣好的拿”、“新两点论”与文学批评的自觉

　　修史，多半意在借历史来投射自己，实现自己的意志与理想，将历史做成一面合适的镜子，照出自己美丽的身段。

　　历史固然可以随意打扮，但被打扮的绝不仅仅是历史这个可以任人打扮的灰姑娘，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打扮修史者自己，使他在众人眼里愈发漂亮。

　　文学史也这样——更加这样——因为文学和“形象”有关，文学史则和一群人的“形象”有关。尤其当修史者如罗岗所言，不仅要“读出”文本，还要“读入”文本，即把自己也“修”进去，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远的不说，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要线索，一会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会儿是“两条路线斗争史”，这种修史方法，当然不是为了还现代文学史以真面目，而是为了证明修史者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不难看出，这种学术操作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是“拣好的拿”，即叙述出修史者认为有价值的文学现象，串联起来，成为“主线”，其他文学现象，就或者作为反面材料，或者作为旁逸斜出的支线，陪衬主线。

　　80年代中后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是否就改变了呢？也没有。表面上确实是在“拨乱反正”，竭力进行完整、真实的历史叙述，但且不说“拨乱反正的文学史叙述”所依据的动力和灵感就是“拨乱反正的政治”（这已经由旷新年指出来了），就看那“从‘五四’到‘当代新时期’”的“新两点论”，就充分体现论者的选择的眼光，至于认为“当代新时期文学赶上并超过了‘五四’”，就更加显示了修史者“不薄古人更厚今人”的自我定位意识。

　　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这种“新两点论”不断被国内外学者加以修补，以期完善。有趣的是，后起的历史修补者几乎无不遵循“拣好的拿”的原则，相继将自己认为不应该遗漏的有价值的文学史现象提出来，加进那个过于空疏的框架，目的都并非要颠覆这个框架，而是要在这个框架里确认（追认）自己所首肯的某种当代价值的历史前驱。

　　比如，有感于有进无退的都市现代化进程、新女权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发育，30年代的“新感觉派”，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就被梳洗打扮一番之后提出来，有力地弥补了“从‘五四’到‘当代新时期’”的“新两点论”的空缺。

　　有感于“后新时期”、“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势力日健，晚清、民国的“通俗文学”就日益超出一些研究者（如范伯群、袁进等）本来的设想，作为一种历史的呼应，获得越来越大的重视。

　　有感于上述“无产阶级写作”、“底层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的必要性，20年代中期以后崛起的左翼文学的历史地位又重新得到肯定。这还不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资本的巨大压力之下，在国内民族主义暧昧而强势的呼声推动之下，本来被否定的“50—70年代文学”，也顿时越出了“新时期”一些学者为它安排的叙述格局，在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计划”和钱理群、韩少功等人“重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倡议之下，尤其突出地占据了不断被刷新的文学史舞台，一时成为“显学”。

　　这最后一点特别有意思。

　　本来，50—70年代文学是应该受到重视，因为以往研究得很不够，所以将这段文学史作为“新的学科增长点”，也未尝不可。但是可能正因为以往研究得不够，一些学者就很容易赋予这段文学史以单一的色彩，将它打扮得花枝招展，异常可爱，完全抛弃了以往曾经流行过一段时日的“低谷”说（还有“空白”说、“沙漠”说）。其结果，这段文学史与当下的研究者自身相关的两个问题，就不得不被遮蔽——或者说，不得不选择一个不容选择的现成的答案。

　　我说的被遮蔽的问题，至少有三个：

　　1.如果50—70年代文学不像现在某些研究者描绘得那么美妙，那么，“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如何一头栽进了这二十七年的“低谷”？从“低谷”出发，反推过去，是否正可以反思从“五四”到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的过去”的若干并不辉煌的部分，就像鲁迅当年所做的那样，从眼前的不济，追问到传统的黑暗？

　　2.如果50—70年代的文学不像现在某些研究者描绘得那么美妙，那么，从这个“低谷”爬上来的“当代新时期”，乃至21世纪文学，是否仍然带着“低谷”的某种致命的弱点，比如，不断被伪装的根深蒂固的逃避失败的可爱的“阿Q主义”，和几乎连翻译的外国文学也异常缺乏的新的封闭主义？

　　3.果真如此，是否更应该从50—70年代文学的“低谷”出发，反省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更加辉煌的“现在”，和更加漂亮的现在的“我们”？

　　不要被“现代性的五张脸”所迷惑，更不要被“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所迷惑，就从这简单的三个问题出发，试着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自觉，如何？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