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及其美学观点对敦煌艺术的作用（摘要）

李浴

       敦煌壁画和雕塑出自佛教经典和教义，其兴衰发展变化自然与佛教本身的发展变化相联系，佛教传入中土后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是由于它和中国的固有文化相斗争而又逐渐融合。从思想上说，一开始它就不能不和中国的儒道思想打交道，它能在魏晋时代得以大盛，是和当时的苦难社会与道家玄学思想抬头分不开的。所以它先是依附于道家而与儒家争，继而又与儒道争高低，儒佛道三家之争在五代之前是史不绝书的，最后胜利的还是儒家。儒家思想虽然也随时代而变化的，但是始终不脱其入世哲学的性质，并且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佛教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而作为愚弄人民、统治国家的一种工具，不能代替以儒学为本的立国之道。如果佛教不与儒家结合，甚至不屈从于儒家思想，它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这已是佛教史证明了的事实。作为佛教本身是如此，作为佛教宣传工具的艺术，由于它无法脱离形象、情意而难以摆脱现实生活就更是如此。因此早期阶段，十六国至北周之前的敦煌壁画，尽管具有明显的外来西域风格，取材也以佛传和本生故事为主，但它并不脱离中国的现实，如官室庙阙与社会生活，也寓有鉴戒之意，这就和儒家思想挂了勾。进而发展到一定时期，这种艺术的效果甚至会完全背离了宗教性质，而是宣传了美好生活，予人以莫大的美的享受。佛教美术不仅内容逐渐渗入忠君、爱国，孝悌、仁义等伦理道德题材，而且以儒家真、善、美相结合之美学观点来创作，于是把佛教美术推到了极其繁荣灿烂的阶段。这就是敦煌唐代壁画和雕塑所告诉我们的。

       现在有必要重复一下我在论张彦远的学术思想根源中所谈的儒家美学思想，看看能否与敦煌唐代艺术对上号。

       儒家是以孔子为祖的。孔子思想是继承了殷周时代思想，有所损益，形成了理论体系完整的入世哲学，其中美学理论自然也是如此，概括起来说，儒家的美学观点不外是真、善、美的有机结合。在儒家看来，善是最终目的，是本质。真是美的形象要求，就是“文”，即形式。孔子论文与质的关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然而二者比较起来，仍是以内容本质为先的。关于这一点，他说：“绘事后素”（《论语·八佾》），“凡画绘之事后素功”（周礼·考工记》）。关于“后素”二字，古今释者多有不同。我同意郭因同志的解释。首先重质量内容（《中国绘画美学史稿》）。这和孔子重善的思想是吻合的。

       真与法天官，《易·系辞》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见乃谓之像”，也就是形象。象来自自然，即天。这和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是一个意思，在美术上就必然要求以自然和写生为本子。

       关于美的形式风格，儒家要求的是中和，是刚柔相济之气。致此的手段是艺术。达到这一目的，是要有法则可循的，即各家所说的道。儒道两家都重视它，认为它是来自“天”即“自然”。《易经》说是阴阳二气所生，阴气柔，阳气刚，“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一阴一阳为之道”。这个道模不着，看不清，是一种精气，变化莫测如游魂，即老子所说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物象正是这种恍兮惚兮的精气产生的，对于这种刚柔二气合成的精气，儒家则说“柔为上”，道家则说“柔弱胜刚强”，都是重在柔气，它所产生的“中和”艺术风格就必然是以柔静为主而中有动，气韵生动之精采即由此而生。艺术至此就达到了中和之美的至高境界。这不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而且也兼有内容意义的。

       上述儒家的美学思想与敦煌唐代的壁画和雕塑是否吻合呢？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吻合的。这些壁画把当时的现实生活完全表现了出来，也达到了高度的写实程度；内容上大量表现了儒家的忠孝仁爱伦理道德，风格上也极尽中和与气韵生动之气。其所以成为高度的民族形式和达到封建社会最辉煌的现实主义阶段，是因为儒家思想中这些积极因素在作用着。五代、宋以后，封建社会开始保守与没落，儒家思想中的消极成分增多和逐渐抬头，佛教禅宗也成了最盛的—派。禅宗正是佛教儒化的最高产物，佛教艺术至此开始保守而衰，五代、宋初以迄元代的敦煌艺术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正说明佛教艺术之盛衰是和儒家思想之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