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像，取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号伯寅，室名滂喜斋、功顺堂、攀古楼等。潘氏出自苏州“彭宋潘韩”四大名门望族之一的“贵潘”，祖父潘世恩为乾隆癸丑科状元，乃四朝元老，官至军机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宠。父亲潘曾绶官至内阁侍读，叔祖是乾隆乙卯科探花潘世璜。潘祖荫早年步入翰林，自同治朝始渐成朝中重臣，素有搜罗金石文字之好，《清史稿》载：“祖荫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所藏大盂鼎、大克鼎乃国之重器，现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

大盂鼎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及其内部铭文拓片

彝器鉴藏

1.传古之志与经济实力

自乾嘉始，金石学家普遍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潘祖荫自幼受教，尤留心金石文字，曾得到一代文宗阮元的点拨，并获赠金石拓片。后来，潘祖荫得教于陈庆镛，始为钟鼎文字之学，通籍后所交友朋多好金石者，并开始搜集彝器。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潘祖荫将其第一批50件藏器结集出版，名曰《攀古楼彝器款识》。潘氏发现，从秦始皇尽天下之铜以为兵器，至北宋靖康迁移，历代朝廷随时搜括、沉薶、毁弃、盗失、铸改，已所剩无几，因此在该书自序中提出“七厄”说，认为古器留存不易，搜求之难，必须加以保护。书中潘氏还曾说道，鉴赏青铜器，切忌片面的把玩，或以募古为名、不加仔细鉴别的购藏，更不能胡乱翻译铭文，断定器物年代。这些妄言、妄行是鉴藏家不能有的。

彝器收藏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否则识见再高也爱莫能得。同光时期彝器旧物收藏风气依然浓厚，各地收藏市场价格都很高。潘氏收藏所费从何而来呢？咸丰八年（1858）潘祖荫二十九岁时任国子监祭酒，为从四品，后陆续升至二品，根据《历代职官表》卷五、《光绪会典事例》卷十九所载，四品以上年俸105至180两，加数量不等的大米。据张仲礼的研究，官员获得的俸禄，实际上是收入中最小的一部分，他们还获得用以养廉的额外津贴，是俸禄的好几倍，之外还有公费津贴，由中央政府支付。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潘祖荫任职期间的具体收入情况，但随着官职的不断升迁，其收入一直较高是可以肯定的。

据吴大澂所言，潘祖荫大量收藏彝器始于同治十一年，并请吴氏为之摹图付梓，可见其收藏之始并不为居奇，而是要传古，且收藏力度非常之大。当时，潘祖荫的金石同好中，王懿荣、吴大澂等无不因嗜古而家境窘困，而陈介祺因其父陈官俊为朝廷高官，家财殷富，在京时能将毛公鼎收至囊中。潘氏为收藏彝器耗尽资财，同治十三年（1874）为债务逼迫，曾致陈介祺书云：“姪近来无一钱，只好俟后命。”虽入不敷出，但潘氏对所好之器几乎倾其所有，甚至不惜负债典质，这也是其富藏的重要原因。当然，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如同治十三年，左宗棠为报恩将所购大盂鼎赠送潘祖荫，成为彝器收藏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轴为大克鼎初拓本，在此鼎初入潘家前后拓印，保留了此鼎除锈前的样貌，并于2013年拍出138万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大克鼎的珍贵。

2.群体合力与时代风尚

《攀古楼彝器款识》是潘氏收藏彝器的最初成果，计有：钟五件，鼎七件，彝四件，卣十二件，爵六件，壶三件，甗两件，敦六件，簠、盉、鬲、盘、斧各一件。可见潘氏收藏之富。当时作伪早已盛行，吴大澂曾说：“三代彝器，只取其器真、字真，皆可宝贵。”潘祖荫收到如数之器，非一日之功。

据潘氏自序，当时与其密切往来商讨金石者，有周孟伯、张之洞、王懿荣、吴大澂、胡石查等，潘氏收藏彝器与这些金石友朋的相互影响与帮助有极大关系。周孟伯乃王懿荣业师，曾为潘祖荫释数十器金文，收入《攀古楼彝器款识》，潘氏对其非常敬重。潘祖荫在京的很多事务多由吴大澂和王懿荣代办，顾廷龙编纂的《吴愙斋先生年谱》中有大量吴大澂为潘祖荫搜访金石的记载。后顾氏编《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时，也记录了潘祖荫与吴大澂的交往。吴氏也曾说过，潘祖荫收藏彝器受其搜罗吉金拓本的影响。同治十二年（1873）吴大澂、张之洞、胡石查先后离京赴任，潘祖荫手头诸事，如函札传递、彝器购买、拓片递藏等皆由王懿荣等代劳。王氏不但有金石之好，亦有相当鉴古水平，吴大澂甚至认为王氏“为吾辈中第一法眼”。潘氏富藏实有王懿荣很大功劳。

对彝器古物的鉴赏能力并不是以社会身份、官职地位决定的。同治年间，潘祖荫曾一度向洪洞人董文灿打探消息，董氏在金石鉴赏方面可谓慧眼独具。

据其《芸龛日记》载，潘、董识于同治七年（1868），初识即“论金石久之”，后至同治十二年正月二日，潘氏函询“寻氏齐钟消息”。鲍康则为其提供的消息说道，山西汾河河岸出土青铜器不少，其中便有齐钟一尊，重百余斤，铭文颇多，但铜锈厚重不便查看。自己通过各种关系，最终得到了此钟，其必然价值连城。当年四月，经董氏牵线，潘祖荫费1200两将齐钟从寻氏手中购入。光绪元年（1875）正月，董氏日记中载潘祖荫自称“眼力不甚高”，董氏以为“信如所云”，可见董文灿亦比较自负。但从潘祖荫频频致书，把所藏所收拓本寄与董文灿来看，潘氏意在要他帮助鉴定，这样也促进了潘祖荫的收藏。当然，潘祖荫得到彝器拓片都会及时与朋友交流，从不秘藏，这与他人不同。如陈介祺对其所藏毛公鼎即从不示人，惟几位同好知情，且潘氏求拓亦要付资。

碑刻访拓

彝器数量总归有限，且为历代官府所藏，只有新出土者或可流落民间，数量也不会太多。每出土一件，皆被珍若拱璧。石刻碑拓不同，由于清朝民族统一、疆域广大，随着碑拓访求之风日盛，搜寻范围不断扩大，穷乡僻壤之处经常发现碑刻，大有无穷无尽之势，收集数量远远超过彝器。

 同光时期，虽然国家内外动荡，但鸿学硕儒、达官显宦收藏碑拓甚至亲自访碑拓碑的风气依然盛行。潘祖荫于石刻碑拓亦大力搜访，尤好“古”尚“奇”。

1.实地访拓与好古尚奇

宋代收集碑版石刻文字是以唐五代为下限的，清代突破这个限制，时间跨度从秦汉到宋、辽、金、元甚至明代。晚清同光时期，依然采取广搜博取的办法，尤其对边疆地区的石刻碑版搜罗更细，研究更深。叶昌炽《语石》“求碑宜因地一则”，指在访碑必须实地考察。实地访拓为当时之风尚，文人墨客多以搜访碑石为乐。潘祖荫虽处京师深宫，但还是利用一切机会访碑拓碑。

潘祖荫久处京师，没有在地方长期任职的经历，所以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访求碑刻，有时会到京畿之地亲自椎拓。潘祖荫访碑之举最早见于《潘祖荫年谱》，道光二十九年（1849）南归回京途中，过邹县谒亚圣庙，观《莱子侯刻石》。咸丰八年六月，潘祖荫与翁同龢赴陕甘督考，借机作了一次痛快的访碑之旅，途中多闻当地人文，寻访了沿途古碑古刻。潘祖荫时年约28岁，此次游历是对多年所学所思的检验，亦见其对金石文字研究的了解。

《语石》卷二“直隶四则”载潘祖荫亲赴定兴县拓碑之事：“标义乡石柱颂，在定兴县。余得一通，共十一纸。未见原石，当是累级四面环刻，书法险劲方严，一字不损，扪之若新发于硎。土人相传，碑有神护，拓之不祥。光绪初元，潘文勤师檄下定兴县拓之，始显于世。”光绪三年（1877）三月，李鸿章主持纂修《顺天府志》，府志金石一门，由缪荃孙接办。缪氏修志期间，潘祖荫曾组织缪荃孙、叶昌炽、王颂蔚、梁于渭纠资往拓顺天、易州、宣州、定州、真定碑刻。

潘祖荫对于“奇”刻亦有独特爱好。《红崖古刻》为当时最稀有珍贵的石刻之一，赵之谦《补环宇访碑录》曾记录了这样一事，其发现了一尊诸葛誓苗碑，文字难解，最后依靠潘祖荫所藏原拓本及黔中枣木本、阳湖吕氏缩刻本详校，最终才对其中内容有所领悟，可见潘祖荫收藏之奇，对古刻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麃孝禹刻石》拓片，原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2.广泛搜访与交流的群体基础

据叶昌炽《语石》记载，蔡京之弟蔡卞藏有新知洪州军州事熊公神道碑，惟潘祖荫的滂喜斋有此藏本。因为历史原因，蔡京、蔡卞兄弟因品行而不齿于人，其碑刻更难得一见。潘祖荫未受此限制，不仅收藏其碑刻，而且还通过临帖学习书法，所以潘氏收藏碑石讲求与人不同，多来自自己购买、拓印以及他人馈赠。

其一，地方官吏及文人墨客赠送与交流。上文提到潘祖荫收藏彝器全由俸禄所出，拓本不比彝器贵重，对身居高位的显宦来讲，相对容易获得。《语石》卷二道出一个事实，全国各地的宝物，常常因为各种原因汇聚于京城，珍贵的碑帖拓本也不例外。的确，北京以其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独特地位，汇聚了大量官吏、文人墨客。这些人员入都时，照例要向有关官员或友朋赠送礼品，对好之者来讲，碑帖、书画、古玩等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地方的碑拓，在金石之风盛行的晚清，是比较打眼的礼品之一。因此，在地方不能得见的稀有之拓或新出之品，在京城厂肆时或出现便不足为奇了。潘祖荫在南书房近40年，从地方官吏、文士得到拓本应该不太困难。

其二，金石同好代为访拓。潘祖荫十分注重书籍中有关碑石的信息，然而亲自搜罗访拓往往受限，便请在外任职的官吏或友朋帮其搜访碑刻。光绪三年吴云得张从申书延陵季子庙碑，特寄与潘氏鉴赏。张之洞值四川学政间，广搜碑石并多次寄呈潘祖荫鉴定。。

其三，利用各种机会购买。罕见的碑刻拓本常为人居奇秘藏。对于此类孤本以及名贵碑拓，潘祖荫便不惜重金购买。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后序载，咸丰年间，梁永阳昭王及王妃墓志在市场露面，因为价格太过昂贵，最终流入了潘家，这两通墓志是罕见的孤本。光绪十年（1884），潘祖荫丁忧苏州期间，请叶昌炽将其合装一册。奉讳间潘氏以千金购得汉碑孤本《夏承碑》，此本曾藏义海楼顾氏，叶氏对此称赞不已。一般而言，收藏重点在于拓片，而非原石。因拓片较利于收藏以及研究。潘祖荫则不然，曾就隋石一事多次致书吴重憙，后如愿买到。从收藏文化的角度而言，这种收藏态度的转变赋予了碑石以新的意义。

《莱子侯刻石》 拓片， 国家图书馆藏， 原石现存邹县孟庙启圣殿前

《潘祖荫日记》 之 《秦輶日记》 

3.收藏视角向异域石刻延伸

叶昌炽曰：“异域碑文，自日本朝鲜同洲之国，以至欧非两洲，皆自其国中来。”随着晚清金石学逐渐兴起之际，这些外国石刻的摹本、拓本、原石复制品甚至原石，经过各种渠道陆续传入中国。潘祖荫很早便把视角转向域外，以高居之便，不断延伸收藏视野，获得大量世界各地的大量石刻拓本。

随着清政府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派驻世界各地的使节不断增加，受当时金石学风气的影响，他们大多对国外的金石比较关注。潘祖荫身居高位，又颇嗜金石，出使之士便不断为其提供相关信息，并传递金石资料。

晚清名臣张荫桓曾于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十五年任出使美国、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秘鲁三国公使，《张荫桓日记》记述了大量海外见闻，其中亦有访求金石的记载。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张荫桓回国复命。从信函中可知，张氏搜寻各国文字资料，包括埃及、希腊、波斯、墨西哥、土耳其、西班牙等国文字。美国博物院有埃及、希腊石碑，文皆不可识，张荫桓与之掌院建立关系，因不能椎拓，美方答应为其复制一块埃及石碑和两块希腊文石碑，负责装匣邮寄。潘祖荫托张荫桓代觅埃及石幢拓本，因甚不易得，张氏遂就缩制石幢拓奉一纸与潘氏。关于埃及石幢，最先见于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日记《使西纪程》，此类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潘祖荫当较早得知，后来潘氏不断委托出使人士搜寻埃及石幢即由此始。

潘祖荫得到这些域外石刻资料，往往会与同好一起观赏。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十五日，潘祖荫招饮，并观《埃及古碑》《红崖古刻》《唐吐蕃会盟碑》及日本、高丽各刻，同坐者有王懿荣、李文田、黄再同等多位金石好友。

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叶昌炽、潘祖荫等人在法国巴黎见一埃及石刻，照相留影，其文字古奥。光绪十五年五月廿七日，叶氏在潘祖荫处见其新得埃及残石拓本。此石为美国人斐尔士所藏，乃古时石椁残石，文字奇古，据判断其年代应比古希腊时期还早4000余年。斐尔士起初拒绝了潘氏拓印的请求，后了解中国碑版流传皆依氊蜡之功，始允拓约十余通。这些交流活动，是晚清文人以传统文化眼光审视异域文字的生动记录，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