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敦煌

——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选载(二)

常书鸿

初寓敦煌

1.沿着河西走廊前进

      在1942年一个烟雾弥漫的早晨，我只身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飞往西北高原的兰州。

       严冬的西北高原，一派空旷萧条的凄凉景象。奔腾咆哮的黄河，冰雪初封，显得格外驯服、平静。河边上停放着几架破旧的木轮大水车，挂在车上的竹罐子在呼啸的西北风里发出一阵阵嘶鸣，像是诉说着什么悲凉的遭遇。古城兰州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或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几辆包着青棉布棚的马车，吱吱哑哑地在雪地上碾过；还有几辆马拉的水车，车上一个大木桶，后面有一个出水口，从木塞上滴出的水结成了冰凌，这是从黄河中取水供给居民使用的。在这样的气氛中，我顿生一种凄凉之感。

       第二天，任五省检察使和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主任的高一涵来我下榻的励志社看我。为了工作方便起见，他带我拜会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西北军的朱绍良、省参议会议长张鸿汀(兼《甘肃省通志》主编)、老历史学家慕少堂以及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等。谷正伦当面指示甘肃省教育厅大力帮助，在原筹备组成员王子云未到时，由郑通和调来天水中学校长李赞亭任秘书，并责成省交通厅和西北公路局负责解决今后敦煌和兰州的交通问题，因当时兰新公路只经过安西，从安西到敦煌120公里没有公路。

       1942年底，在兰州召开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初步决定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当时有人提议将研究所所址设在兰州。我说：“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呢?”我向于右任也反映了这个意见。于右任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他提议建立研究所是寓保护于研究，所以不能离开千佛洞。这样一来，一些原来想在这问题上打个人算盘的官员脸上就挂起了冰霜，结果对于我提出的工作要求、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问题采取不合作态度，使许多工作难以展开。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员和物资仍无着落。当时，一提起塞外戈壁滩，不少人便谈虎色变，对于长期去那里工作，则更是望而却步，无人问津了。一天，一个偶然机会，碰到一个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他一见如故，欣然应允随我前往敦煌，并且又由他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和我们一块去。有了两个人的队伍，总比单枪匹马好多啊。我内心感到很欣慰。后来，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由省公路局推荐了一位文书，名叫刘荣曾。最后还缺少一名会计，没有办法，我只有到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去招聘。开始，这个班四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人愿意应招。半个钟点以后，才有一个穿着长布衫名叫辛普德的人站起来说，他愿意去敦煌。他说他原在武威工作，因为受到马家迫害才来兰州的。这一下总算解决了班子问题！班子虽然不大，但也“五脏俱全”了。

       在临离开兰州的前3天，龚祥礼兴高采烈地跑来，让我看一份已购置的物品清单，有纸、墨、笔、颜料、尺子、图钉、圆规等，虽然少得可怜，但我简直是喜出望外了。有了队伍，又有了这份家当，可以干一番事业了。记得我当时很感慨地说，能搞到这些物品，真是不错了。不要忘记，这是在抗战的大西北后方，靠这点物品，只要艰苦奋斗，照样可以搞出好东西来。

       1943年2月20日清晨，我和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

       敦煌是汉武帝为抵御匈奴所建的河西四郡之一。从兰州到敦煌，途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三郡，每郡之间相距约五六百华里。按古代中国长途交通驿站的标准行程(也是人畜皆可以完成的行程)，是每日70华里，这样，约需半月行期。但是，我们乘着现代化的汽车，却一共走了一个来月，主要是因为当时乘的是老式而破旧的“羊毛车”(前苏联支援的一种汽车，因用西北羊毛交换而得名)，机器陈旧，又缺少零件，路上经常抛锚，司机还沿途运私货，技术也不高明，加上道路坎坷，因而还赶不上人畜的速度。行速之慢虽然给我们带来不少困苦，却也增加了不少观光的机会。

       离开兰州西行，过永登后便进入了祁连山脉中通向古代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这里地势逐渐升高，气候也更加寒冷，沿途村烟稀少，谷野荒凉。几天之后，越过乌鞘岭，我们来到武威郡，也就是古代的凉州。这里曾是十六国时期西北的佛教中心。前秦沮渠蒙逊占据此地后，自立为王，号北凉。为巩固政权，他利用来自西方的佛教来统治劳动人民，故而佛教事业昌盛。在凉州至今保留不少古寺庙和石窟。天梯山石窟就是著名的沮渠蒙逊时代建造的石窟寺，其内容、结构与艺术风格和新疆赫色尔及敦煌千佛洞的早期艺术作品有极为相似之处。但是，这个在汉、唐时代盛极一时，素有“银武威”之称的富庶城市，如今在军阀马步芳兄弟马步青的统治下，已变得城乡凋蔽，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了。马步芳不仅挑起民族矛盾，破坏生产，而且肆意拆毁古建筑和盗窃墓葬文物。我在兰州时就听说，马步芳曾派一连步兵，把敦煌石窟封锁了3天3夜，将所有唐代元代的佛塔基座挖掉，搜索密藏，还挖走了一座五代时候曹议金家中的银质宝塔和一只天禧二年的宋代白瓷瓶，以及其他经卷等不少珍贵文物。这个土皇帝过着奢侈的享乐生活，而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却贫穷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我们在汽车站，亲眼目睹了这种悲惨景象：人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特别是车站上的一些十三四岁的男女孩子，竟然在冰天雪地里只穿着破烂不堪的棉上衣，腿、脚都完全裸露着。他们拖着冻成紫红色的肢体，提着装有烧洋芋和熟鸡蛋的破篮子，争着向旅客叫卖。那嘶哑颤抖的声音和那凄惨的饥寒景象，真令人不忍目睹。

       武威西行的第二郡是历史上较武威更为富有的甘州城，又称“金张掖”，但如今已是到处充满贫穷落后，“银武威”不“银”，“金张掖”不“金”了。沿途所见，满目凄凉，田野中几簇干枯的小灌木在寒风中颤抖，沙土堆像荒冢起伏，偶尔遇到一两个身披羊皮的老农，蜷伏在枯瘦的毛驴背上。我们在孤独、寂寞的伴随下，无言地走向斜阳落日、黑水长流的远方。历史记载，公元400年4月16日至7月15日，高僧法显西行过张掖时曾在这里坐夏。这里也是魏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的中心之一，曾有不少佛塔和寺院的遗迹，早期石窟马蹄寺就在附近。但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古香古色、雕梁画栋的街道建筑和寺院楼阁，正在由于扩建马路而横遭破坏。(这些民族民间建筑遗产，第二年在国民党“开发西北”建筑兰新公路的口号下全部拆毁，荡尽无存)看着那些千百年来显示着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艺术结晶在刀劈斧砍中倒下，在尘土飞扬中湮没，心中凄楚难言。

       酒泉郡是汉代建立的历史名城。汉代名将班超在塞外征战20年后，曾上书武帝说：“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他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里也遗留有汉、魏、十六国、隋、唐等各朝代的大量历史文物。如酒泉西北侧的黑水国，即汉代的沙漠古城。人们曾在那里发掘出大批文物，如闻名世界的“居延汉简”，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生活情况，也展现了各国之间东西友好往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在酒泉城附近的文殊山上，有一个十六国时期北凉沮渠蒙逊修建的石窟寺，寺中文物富有中国早期壁画和彩塑特点。酒泉城西北的嘉峪关是明代所建的通向西陲的城关，也是封建社会流徙犯人的边卡；一出此关，眼前即是一片茫茫无垠的戈壁瀚海了。

       出了嘉峪关，沿途看到一些土砌的墩子残垣，这是有名的汉代传递信息的烽燧。所谓“流沙坠简”，就是在烽燧附近被流沙所埋藏的汉代边疆戍卒留下的简札。这里也是汉代长城的余脉沿丝绸之路通向敦煌郡的汇合处，是东西文化、物资交流，友好往来的重要历史见证。

       安西是我们乘汽车行程的最后一站，再往前就没有公路可行了。这里又是被称为“一年一场风”的“风城”。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这里。到此，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

       从安西到敦煌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活像一个巨大的荒坟葬场。这段行程只有靠“沙漠之舟”的骆驼帮忙了。雇了十头骆驼，开始了我们敦煌行的最后旅程。

       第一天，我们走了15公里，午夜后到达自古以盛产甜瓜闻名的瓜州口。但是，这个瓜果之乡，如今却因为井水干涸，连人畜饮水也要用毛驴从10公里以外驮来。“瓜州”已变成了徒有虚名的不毛之地。在惨淡凄凉的月光下，山沟里隐约露出几间土房，我们前去投宿。一个守屋的老汉只能提供半缸水，还不够我们七个人(加上骆驼客，当地对赶驼人的俗称)的饮用。我们和衣挤在土炕上，度过了戈壁滩上的第一夜。

       过了瓜州口后，骆驼客告诉我们，下一站要到甜水井打尖。“甜水井”，这名字在我们心中激起一阵兴奋的涟漪，在枯燥的沙州旅行，谁不产生对水的珍爱和向往呢！当夜在漆黑中我们来到甜水井。大家都盼望着痛饮一次甜水。好不容易从井里打上半桶，急忙用兽粪煮开，谁知喝到嘴里却是又苦又臭，刚才那种如饮玉液琼浆的憧憬一下子云消雾散了。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发现，原来井口周围堆满了兽粪。这些水是牲畜长年累月连吃带拉的结果。骆驼客走过来，看到我们一副望着井摇头叹息的失望表情，便说：“从安西到敦煌120公里的戈壁滩上，还只有这一口井哩。别看不好喝，对我们牵骆驼、赶牛马的穷苦人来说，可真是一口救命的甘泉哩！”他的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严寒知火暖，饥渴觉水甜”，在日后敦煌艰苦的岁月中，我常想起这口甜水井和骆驼客的话，便增加了茹苦为乐的勇气。

       甜水井的下一站，是疙瘩井，闻其名便知无水可寻了。这是一个长满骆驼刺的大沙丘。卸下重载的骆驼没精打彩地啃着干瘪瘪的骆驼刺。我们的水已用尽，只好坐卧在沙堆上，啃着又冷又硬的干馍和沙枣锅盔。深夜，辗转难寐，仰望寒空如罩，繁星点点，空旷无声，万籁俱寂。正如古诗所云：“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然而，这寂静的沙漠之夜，却使游子心潮烦乱，无法与大自然气氛吻合。我突然浮想联翩，记起唐玄奘在《慈恩传》中记述：“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倾间忽见有军众数百人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鞘之形，易貌易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这种类似的感觉，确是人在孤独的沙漠之夜易产生的幻景。恍惚间，在伯希和《敦煌图录》中所见的飞天夜叉、天神菩萨的形象，也仿佛在眼前浮现。的确，再有一天多的时间，这些艺术形象即可真的呈现面前了。

        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骆驼客指着那里说：“喏，千佛洞就在太阳的西边，鸣沙山的脚下。”我们顺着方向望去，只见三危山尽头依然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和沙山。骆驼客看我们焦急的样子，便打趣地说：“千佛洞是仙境，时隐时现，变化无穷，哪能一下子让人看见呢?”我们不满意他的回答，但也无奈。骆驼依然慢悠悠地在沙滩下印刻着它那莲花瓣一样的美丽图案，驼铃也伴着它的缓慢的脚步叮当地响着。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时，突然，我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从一个沙丘的夹缝里，不远的峡谷中，隐隐露出一片泛绿的的树梢头，犹如绿岛点缀其间，真是别有天地。大家争相指点，喜笑颜开。骆驼这时也加快了脚步小跑起来。骆驼客挥鞭吆喝，也无济于事。它们歪歪斜斜地奔下山坡，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狂饮起来。此时，我们却完全被眼前的壮观景象陶醉了。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一股涌自肺腑的对伟大民族艺术敬仰爱戴之情油然而生。我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

2.致礼莫高窟

       来到敦煌的当天，顾不上休息，我们迫不及待地作了初次巡礼。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对这个伟大的艺术宝库，我过去一点支离破碎的了解，简直太肤浅、太可怜了。仅就“千佛洞”的名称而言，过去以为是因有1000尊佛像而得名。看了公元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文之后，才知道这个石窟群名为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东晋十六国的前秦建元二年)，到唐代立莫高窟碑时，已累建起大小窟龛一千多个。到那时止，虽已经千余年的风沙侵蚀及人为的毁损，但仍保存较完好的洞窟有数百个。它是中国石窟寺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之一。这个石窟群，开凿在敦煌东南30公里的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大宕河左岸的酒泉系砾岩的陡壁上。陡壁高三五十米不等，由南至北，开凿石窟的崖壁共1680米，七百余窟，分南北二区。南区长940米，是石窟群艺术精华所在。因为地面平坦，沿着大泉细流的冲刷，自南至北，冲向戈壁，洞窟的修凿，顺水流自南向北分上下三四层，垒垒如蜂房，栉比相连。包括晋、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朝各代修建的壁画、彩塑洞窟309个(按当时张大千编号)，中隔上下的马路坡道是原来经过二层台子往返城乡的通道。北区长720米，有大小洞窟二百余个。其中大部分是因开始时莫高窟无树木盖房，凿窟为室，供工匠居住，内有壁画和彩塑洞窟五个。整个石窟群共有492个洞窟(解放后至今历年发现洞窟，现总计有壁画塑像洞窟492个)，壁画总面积44830平方米，彩塑二千余身。如果将这些壁画排成2米高的画面展出，这个画廊可达22.5公里长。因此，把敦煌壁画称为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是当之无愧的。而更为宝贵的是整个石窟的艺术价值。这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结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看，是自4世纪到14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

       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这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在这里，我看到了在伯希和《敦煌图录》中所看不到的各时代壁画绚丽灿烂的色彩。而敦煌早期壁画中那种描写人物所用的粗犷遒劲的线条，如敦煌第275窟东晋十六国时期壁画毗楞竭梨伽本生的故事等，是河西当地民族匠师们的一种特有风格。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比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乔托早一千多年，具有高度现实主义风格的唐代人物的风景画。意大利14世纪文艺复兴大师乔托画的《小鸟说法图》，把人物穿插在简单的树木风景中，小鸟有的在地面走动，有的正展翅飞翔，能给人生动现实的感觉。这幅画是乔托成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重要成就。但是与敦煌第217窟《幻城喻品》绘画比较，乔托的作品在艺术造诣上就相形见绌了。在这幅盛唐的画面上，青绿明快的初春景色，展示着现实主义的人物山水布局。画中山峦重叠，行人在弯曲的乡村夹道上鱼贯而行，人物和所处的山水景物随着透视的演变愈远愈小。画中还出色地运用了中国民族传统绘画的一种高瞻远瞩的散点透视法。画面上表现的山山水水、建筑、人物，引导我们的视线从下到上、由近而远、由大至小，经过“落花流水”、“浮云幻城”及近水远山，最后远远地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特别使我注目的是，在三十多个北魏、西魏石窟中，保留着完好的数千平方米的绚丽多彩、豪放旷达的壁画和质朴纯厚的彩塑及装饰图案。它们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还一丝一缕地保留着汉代的艺术传统，如《狩猎图》、《山川树石》和《行云流水》等。早期石窟壁画中加进佛教内容的飞天、夜叉、天神、梵女等，再加上壁画中笔力遒劲的榜书题记，整个石窟建筑的结构布局，构成了一种“风驰电掣”、“遒劲超息”、“气韵生动”的民族传统，而且，这一传统从4世纪至14世纪历经千年而不衰。

       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面前，我感到深深内疚的是，自己在漂洋过海、旅居欧洲时期，只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高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古代艺术却一无所知。今天，面对祖先遗留下来的稀世珍宝，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令人愤慨的是，20世纪初叶，敦煌密室宝藏曾遭到一场帝国主义疯狂的劫掠。如第17窟，在公元1035年时(宋仁宗二年)，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手抄本、契约三万余件文物封藏在这个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耳洞中(编号第17窟)，并用土基将洞口堵塞，画上菩萨像伪装壁画。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封藏文物的主人逃难一去不知所终，从此近千年内无人得知。直到公元1900年5月27日，才为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圆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他和当地土豪及外国盗宝者奥勃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先后盗去数以万计的手抄经卷，以及绣像、幡画等，最后只有八千余卷经卷文书劫后余生，送至北京(现在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如今，第17窟室已空无所有，只剩下被遗弃在外的洪和尚塑像、北壁唐人画的供养仕女像二身。这两个色彩文雅、栩栩如生的画像，成了历史变迁的目睹者，是帝国主义分子盗窃中华民族宝藏的可耻罪行的见证人。

        当时，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震动世界而今已空无所有的藏经洞中央的洪造像坐坛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和珍视。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眼前，这空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她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她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忽地，砰然一声巨响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原来是三层上面的第444窟五代的危檐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艰巨沉重啊！

       敦煌——这个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隘重镇，是从汉代开始兴建的。文献上说：“敦，大也；煌，盛也。”可见，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这里已成为中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都会了。佛教也因此在这里得到发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到公元四五世纪的南北朝时代开始盛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各族大迁移、战争频繁、“尚寐无讹，不如无生”的时代。统治者们纷纷利用佛教宣扬消极处世、逆来顺受的思想，以麻醉人民，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力摆脱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也只好把佛教当作一种精神安慰剂吞食下去。因此，尽管当时田园荒芜，城市坍圮，但善男信女却节衣缩食，修行拜佛，修造窟龛，作为来世幸福的希望。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上阳关大道的旁边，因此往来东西方的商旅士绅、戍卒卫士，仿照中亚开凿石窟寺的风尚，在敦煌大宕河床西岸峭壁中修造石窟。这是敦煌石窟包括西千佛洞、榆林窟在内的石窟开凿的起源。据现存敦煌文物研究所藏唐武周圣历元年(698)重修莫高窟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有一个名叫乐的和尚，西游到敦煌三危山下，时近黄昏，西方落日金光万道反射在东面三危山上。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中，好像有千万个佛像出现。和尚把幻觉当真，认为这里一定是块圣地，便在这里凿下了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个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这里，又在乐窟的旁边凿下第二个洞窟。此后，从十六国至魏、隋、唐、宋、元1000年间，历代石窟就连续不断地修建起来了。

       唐代(618～907)是莫高窟发展的高潮时期。这时开凿的洞窟数量最多，艺术造诣也最高。据唐碑碣记载，当时有数以千计的石窟，窟前有木构的窟檐，并有栈道相通。山上建起了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殿堂，雕檐画栋，光彩夺目。窟前是“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然而，经过一千多年风沙雨雪的大自然毁损，敦煌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迁。有的窟毁坏消失，有的窟被流沙掩埋，雕檐崩塌，那“波映重阁”的长河宕泉到现在只剩下一股涓涓细流。为了使它不再毁损，我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敦煌石窟的保存和研究而努力奋斗，决不让这举世之宝再遭受灾难了。

3.战风沙  筑围墙

      1943年3月24日，我们六个人盘坐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进晚餐。我真有点不习惯盘腿而坐，而会计老辛却坐得非常自如。因为我们到的这天，正值敦煌县城前天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全市罢市，什么也买不到。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灯，是用木头剜成的，灯苗很小，光线昏弱；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主食是用河滩里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这是来敦煌的第一顿晚餐，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我的秘书，原来是天水中学的校长老李，久患胃病，经过旅途的疲劳颠沛，终于病倒了，躺在土炕上呻吟。另一个同事提醒我，教育部临行给的那点经费，因为另外请了三位摄影专家，他们从重庆乘飞机就花了我们整个5万元筹备费的三分之一，加上我们来时一路上的开销，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里物资昂贵，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东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鸣沙山，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30里戈壁滩以外。在千佛洞里除我们之外，唯一的人烟是上寺一老一少两个喇嘛，下寺一个道人。因此，工作和生活用品都得到县城去买，来回路程有八九十里，走戈壁近路也要七八十里，而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往返至少一天一夜。在万籁俱寂的戈壁之夜，我被这些牵肠挂肚的难题所困扰，思前顾后，深夜难寐。半夜时分，忽然传来大佛殿檐角的铁马铃被风吹动得叮当作响的声音。那声音有点像我们从安西来敦煌骑的骆驼铃声，只是比骆驼铃更细脆而轻飘。渐渐，大佛殿的铃声变轻了，少了。我迷迷蒙蒙好像又骑上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上茫然前行，忽而像飞天一样长了翅膀，在石窟群中翱翔飞舞，恍惚间，又梦见头上坍下一大块壁画，压在我身上……我从梦中惊醒，看见窗外射来一缕晨曦，已是早晨七点多钟了。我起身向着石窟走去，只见一夜风沙，好几处峭壁缺口处，黄色的细沙像小瀑布一样快速地淌下来，把昨日444窟上层坍塌的一大块崖石湮没了。有几个窟顶已经破损的洞子，流沙灌入，堆积得人也进不去了。我计算一下，仅南区石窟群中段下层洞窟较密的一段，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遭到流沙掩埋。后来，我们曾请工程人员计算了一下，若要把全部堵塞的流沙清除，光雇民工就需要法币300万元。我一听，吓了一跳，教育部临行给我们的全部筹建资金只有5万元，何况已经所剩无几，叫我们怎么雇得起呢?

       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没有经费雇民工，这些积沙如何清理?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工作人员情绪都很高。大家想了不少主意，后来，我们从易喇嘛那里听说过去下寺王道士曾用流水冲沙的办法，于是我们便试着干起来。用绳索拉着木板刮沙，然后再用渠水将积沙冲走，把下层被沙埋的洞窟清理出来。

       因为这里原来是无人管理的废墟，三危山下和沙滩边的农民已习惯于把牛羊赶到千佛洞来放牧。当我们来到时，春草在戈壁上尚未生出，老乡们赶来的牛羊经过沙漠上的长途跋涉又渴又饥，只有拼命地啃为数不多的几棵杨树的皮。我再三向牧民交涉，但他们没有办法使饥饿的牛羊不啃树皮。为了加强管理，保护树木以防风沙，我们计划建造一堵长达两公里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我把这一计划向敦煌县陈县长提出，并希望得到他的协助。这位县太爷听我讲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他挖苦地说：“你大概是书读得太多了吧，真是一个书呆子！”我听了十分生气地对他说：“这并不是笑话，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否则石窟的大量民族宝藏日夜受损失，难道就听之任之?”他看我生气了，也严肃地对我说：“教授先生，这里可不是湖北和你们浙江，我们是在敦煌千佛洞鸣沙山的脚底下，这里满是沙、沙、沙，叫我哪里弄土去?没有土怎么筑墙呢?尤其是一堵六尺高近三里长的墙，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要难。我的教授先生，实在没办法！”

       “没有办法。”这句话像当头一棒，我惘然若失地回到千佛洞。这是我头一次与当地官员打交道，没想到就碰了壁，还遭到他一番奚落挖苦。回来的路上，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中充满悔恨、愤慨，真不该去找这个家伙。我走得口干舌燥，便一屁股坐在沙丘上，用手掏着沙丘。沙、沙、沙！真是掏不尽的沙，竟没有一星土。细细想来，也真像姓陈的县长讲的，哪里来的土呢?可是，难道就这样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吗?

       一定要把墙筑起来！

       从县城回来不久，一天，这个寂寞空荡的千佛洞，忽然驶来几辆大马车。马车上装着锅灶、柴火、碗筷、油盐酱醋等什物。这是怎么回事?上寺的老喇嘛告诉我说：“再过3天就是农历四月初八了，这是佛祖诞生的日子，也是千佛洞一年一度的大庙会。那可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大节日呢！”

       “人山人海的大节日！”开始我不大相信，但果然来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先来的几家饭馆之外，还来了不少小商贩，连测字算命的三教九流也都跟着来了。这批人除了有车马的买卖人之外，其余骑马、骑毛驴和步行的香客都是从石窟群北首的上马路下来的。从上马路北行10里，有个废庙和茶房子，那里有一口水井和一口钟。这口井相传是专供庙会香客饮水用的。至于钟，遇着春天风沙迷漫之日，则打钟来给人们指点行路方向。现在水井已干涸，钟也被人盗走，只有一个废庙了。因为我们研究所占了中寺，所以来赶庙会的香客都住在上寺老喇嘛那里，还带来不少小牛小羊，作为供养喇嘛的布施。老喇嘛说：“这是我们的老香客。”老喇嘛和他的徒弟徐喇嘛不知从哪里取出大红绣字的幢幡彩帐，把做道场的大佛殿装饰布置起来，大有节日欢乐气氛。

       不久，赶庙进香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向了千佛洞。这些人先是住进上、中、下三个寺院，后来三个寺也容不下了，南北两边的石洞窟中也住进了人。还有不少老年人住在洞窟前的树林中。一次，我到下寺来，偶然发现两家饭馆正用沙土筑起了一堵小围墙，作为买卖小店。我心里一震，赶忙过去观看。只见他们用沙土加上水，然后夯实，小墙便筑起来了。我急忙向他们打听，像这种办法，能否在千佛洞打一堵长围墙。老乡告诉我，千佛洞的水，含碱量很大，夯实了，完全可以作墙。老乡的话使我高兴得差点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修围墙的计划又在我脑海升腾。我仿佛看到一堵围墙已筑起，驯服的流沙被阻在墙外。

       庙会期间，真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盛况。但随之而来的是秩序维持和石窟保护问题。虽然县里出了“布告”，也无济于事，结果洞窟搞脏了，树林中不少树皮和枝丫都被牲口啃得一团糟。我们坚持让这位“县太爷”来此看一看情况，采取措施，并趁此机会，再次提出修筑围墙的问题。县太爷果然也来了。我把老乡修土墙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修墙一方面是今后防止游客破坏，一方面是防风沙侵蚀。如果不修墙，继续损坏下去，责任理应由县里负。”这一来，县太爷怕负责任，勉强同意派人来研究修墙计划。这位“县太爷”还答应由县政府和敦煌艺术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示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已正式收归国有，并保护千佛洞、禁止放牧牲口和私自进洞窟等。修墙的计划总算有了一线希望。

       农历四月八日的庙会过去了，香客们纷纷离去，千佛洞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只有那些被啃过皮的树木裸露着白花花的伤痕。

       在我们催促下，县里果然派来一个负责工程建设的科长。他打了一下算盘说，一个2米高，二千来米长的土夯墙，要2.7万个工，至少需要2.7万元，加上材料、工具等不能少于3万元。以每天300人施工，需3个月竣工。但我们手中只剩下一千余元了，还要维持生活，等教育部汇款来，更要一段时间(我们一到敦煌就打电报要求汇款，至今三个多月无回音)。最后，决定缩小规模，只修一个1000米长的墙。我们火速拍电报给教育部，希望立即拨款修墙，回电说同意筑墙，款随后汇，但我们等了一个月，仍无音信。这时已进入夏季，往南山挖金沙的人都要经过千佛洞。他们的驴马牲口，便在夜间放牧，继续糟蹋林木庄稼。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与土豪劣绅、官僚都有密切关系，流氓成性，任意在洞中居住往来，煮饭烧菜，对石窟艺术作品损坏不小。我们只有六个人，顾此失彼，无法照管，因此，修筑围墙是刻不容缓了。

       我又找到县政府，提出先由县里借款动工，汇款一到便还账。那个陈县长，这次竟意料不到地满口答应。他说：“我也认为必须赶快把围墙修起来。款子的问题，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际，鄙县也很紧张。但部里的款子久汇不至，为了公事，鄙人有个解决办法。你是个书呆子，暂不要管这些人。由县里想办法雇人、备粮、备柴、备车等等。至于经费，等部里款子寄到后，咱们再来算账，不要忘记包括你的`大作'在内。”他的突然慷慨使我既意外又怀疑，但事情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关头，也只好由他一手包办了。我最后也答应了送他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为酬谢。

       十来天以后，县里派来一个科长、一个科员和五个警察，还有一百多个民工，随即粮食、柴草等也都运到千佛洞。经过五十多天的施工，民工们起早贪黑，终于即将完工。不料，最后几天，忽然出现民工逃跑的事。我一了解，才知道了真相。原来这些民工都是县太爷派的公差，没有任何报酬，民工用的粮食、柴草都是各乡民工自备。有些乡村收成不好，被派的穷苦民工带的粮少，吃不饱，活又累，实在饿得难熬，只好逃回去。这消息使我大吃一惊。

       该县长的卑鄙行径，使我怒不可遏。我在国外期间，曾一度片面强调过西方文明，重洋轻中。直到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中，我才发现了灿烂的祖国文化艺术，发现了伟大的敦煌艺术宝藏，从迷途中惊悟过来。我怀着一股强烈的赤子挚情远涉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令我失望。我离开乌烟瘴气的重庆，来到三危山下，把对祖国的热爱寄托在这举世无双的民族事业上。当我刚刚在保护这些千百年艺术匠师劳动成果的工作中迈出微弱的一步时，美好愿望却遭受到这个县长可耻的亵渎，变成他投机自肥的赌场，向劳动人民转嫁灾难。第二天我赶进城去质问姓陈的县长。这家伙一看阴谋已被揭穿，便吱吱唔唔地搪塞起来，什么“你说得有道理，但我们是个穷县，借不出钱呀”，“老百姓对千佛洞老佛爷很虔诚，给千佛洞修墙是好事呀”等等。我对他说：“你要把每个民工的姓名、住址造一个花名册，钱一汇到，便把报酬送还他们。”但使我内疚的是，这桩心愿始终因这笔钱未汇来而未能实现。不过，当时这堵千米土墙，的确对保护洞窟和林木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劳动人民为千佛洞贡献的一份力量。

4.乐在苦中

       仲夏的敦煌，白杨成荫，流水淙淙，景色宜人。在这美好的季节，我们的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初出茅庐，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情绪还不错。我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图、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

       为了整理洞窟，首先必须清除常年堆积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清除积沙的工作是一件繁重的劳动。雇来的一些民工，由于没有经验，又不习惯这种生活，有的做一段时间便托故回乡，一去不返。为了给他们鼓劲，我们所里的职工轮流和他们一起劳动。大家打着赤脚，用自制的“拉沙排”，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还喊着号子，互相比赛。我们把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民工们粮食不够吃时，我们设法给他们补贴一些，使他们能逐渐安下心来。

       据县里来的工程师估算，单这些积沙，就有10万立方米之多，再加上还要修补那些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等等，工作看来难望短时间完成。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干。

        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看到围墙挡住了牲畜的啃咬和破坏，里面的幼林生长得郁郁葱葱，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能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来来往往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喜悦。

        我们到了敦煌，消息不胫而走，声势铺开了！

        从大后方陆续来了好几位我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董希文和他的妻子张琳英，首先风尘仆仆赶到了这孤悬塞外的艺术洞窟，这使我大喜过望。希文是我相当看重的门生，他来了，我仿佛添了左膀右臂。我要他带着琳英着重临摹壁画。隔不多久，张民权也来了。再接着，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也来了。这些年轻人各有各的追求。李浴就一直在关心和搜集美术史的资料，对这个宝窟自然很快着了迷。有这些年轻人在身边，我的胆气也壮了好多。

       但困难也接踵而来。

       要临摹壁画，这纸、笔、颜料就难以为继。纸，当时最好的要算四川的平江竹浆纸，但由于交通阻塞买不到了。我们只好就地取材，用窗户皮纸自己来裱褙；笔，画秃了，自己来修理，一用再用；颜料的需要量很大，单靠带来买来的一些颜料，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怎么办?我们想来想去，想到古代民间艺人用的颜料，就自己动手做试验。把红泥用水漂净加胶做红色颜料，黄泥做黄色颜料，其他也一一找代用品。这一着棋果然就走活了。这种天然颜料，不仅资源无限丰富，而且还不易褪色。这样，我们一早一晚每人手里一个碗一根小棍，边聊天边碾起颜料来。

       这临摹壁画，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洞壁上的画还好说，可以一块一块分片包围，洞顶上的画就要命了。画上几笔，早已手臂酸麻，描绘无力了。加上洞中幽暗，工作中时常要点一支土蜡烛，烛光摇曳，时明时暗，更容易疲倦。看看古代画工的笔法，是这样错落有致，遒劲奔放，许多地方简直是一气呵成。我心里不禁掀起崇敬之情。历代画坛评论，往往只谈士大夫的画，对画工的画，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很可笑。看看这儿吧，画工中有多少丹青的高手！我自己用土颜料临摹的几幅北魏壁画，论气势的恢宏，论线条的粗犷，法国野兽派画家鲁阿的作品，又何尝能超出哩！

        就是较为简单的调查工作，也自有一番甘苦。有一回，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就经历了一场虚惊。当时我们没有长梯子，只靠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公分钉上一个短木棍而制成的“蜈蚣梯”，手脚并用地向上攀登。九层楼高44米，其南侧编号为196窟半悬在三十余米高的岩壁上，窟口有前人题字“此洞系从山顶下”，留下了进洞的方法。但我们是从下层架蜈蚣梯上去的。调查结束后，正准备下来时，不慎将梯头移位，梯子倒了。我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还是老窦有经验，他瞧了瞧四周的情况说：“如今只有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险是险些，好在路不长，只有一二十米。我先爬给你们看看……”他说完，果然弯腰躬身，十分敏捷地爬了上去。一个艺专学生，自恃年轻，也奋勇往上爬，谁知刚爬到一小半，连声大喊“不行，不行！”站住了。我也不示弱，试着跨了几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用大力一蹬会踩出一个窟窿，没想到下面砾岩很硬，弹力特大，反而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惊慌之中，我手中拿的一个调查记录本，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老窦看我们这样狼狈，知道不好，忙高喊：“你们都原地站住，不能再动了，我这就下山去拿绳子。”隔了好一阵，他拿回了绳子，从山顶吊下来，才一个一个把我们都拉到了山顶。他又想法去拣回这个调查记录本。

        随着调查和保护工作的开始，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了。四五个月过去了，重庆教育部分文没有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债台越筑越高。为了解决工作中这些棘手的困难，我只好一个人跋涉戈壁，往返城乡，天亮出发，要摸黑才能回到家，常常是精疲力竭，困顿不堪。更使人忧心的是，这个满目疮痍但储满宝藏的石窟，随时会发生危急的警报。昨夜刚发生458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今天在检查时又发现159窟唐塑天王的右臂大块脱落下来。报警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一阵艰苦的修补劳动。因为这些文物的修补工作，本身就是艺术性很强的活，不敢轻易委托民工，只好亲自动手。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困难，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和寂寞。在这个周围4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职工们没有社会活动，没有文体娱乐，没有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形影相吊的孤独，使职工们常常为等待一个远方熟人的到来，望眼欲穿；为盼望一封来自亲友的书信，长夜不眠。一旦见到熟人或者接到书信，欢喜若狂，而别人也往往更易勾起思乡的忧愁。特别是有点病痛的时候，这种孤寂之感，更显得可怕了。记得有一回，一位姓陈的同事，偶受暑热，发高烧，当我们备了所里唯一的牛车要拉他进城时，他含着眼泪对我说：“所长，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把我埋在泥土里呀！”后来，他病愈以后，便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类似的情况，对大家心理影响很大，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病魔会找到自己的头上。的确，如果碰上急性传染病，靠这辆老牛车是很难急救的，那就难逃葬尸沙丘的命运了。在这种低沉的险恶境况下，大家都有一种“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但对于我这个已下定破釜沉舟之心的“敦煌迷”来说，这些并没有使我动摇。记得画家张大千在1943年初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呀！”张大千于1941年和1942年先后两次来敦煌，第一次曾对敦煌洞窟进行了编号，计309号，将唐代洞窟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并临摹了不少作品。他的画风，在后期受敦煌壁画的影响。老窦原来是张大千手下的杂工，因熟悉情况，勤恳手巧，便继续留下来做些工作。

       张大千的话给我一阵苦恼和忧愁，但我的决心已定，笑着对他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犹如“徒刑”的话，那么即使是“无期”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也正是这种理想使我能够在多种困难和打击面前不懈地坚持下来。

艰难岁月

1.心血沥沥

      初到敦煌，我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保护洞窟、内容调查、编号、临摹等都已展开，并取得了成果。每到工作之余，便念及远在千里之外重庆的妻子和儿女。我在信中也不断鼓动妻子携带儿女前来敦煌安家落户。几个月后，为了向教育部要钱和筹备展览的事，我回了一次重庆，并接来了全家。当敦煌这个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展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兴奋极了，孩子们适应能力很强，也深深为敦煌艺术的博大与精美而折服。

        我们一家住在中寺。中寺又名皇庆寺，离上寺很近，前后共有两个院子。前院院中有两棵栽于清代的老榆树，院中正房(东房)是工作室，北面是办公室和贮藏室，南面是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后院东房是我们设立的陈列室，北面两间是我们的居室，室内两个土炕，由土坯砌的书桌、书架并列在墙边。西南的房子是磨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面食都是自己买小麦用毛驴推磨加工的。

        同事们住在皇庆寺北侧用马房改建的一排房子里。每间有一个土炕、一张土坯垒起的桌子和书架。大家都在研究所办的食堂吃饭，以面食为主。当时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上下班时间，但大家都十分自觉，利用一切时间勤奋工作，饭后都早早进洞子临摹、调查，各干各的。下班时打钟，临时召集人开会时也是打钟。

       董希文、张琳英、周绍淼、乌密风、邵其芳、龚祥礼等都上洞子临摹壁画，苏莹辉、李浴调查石窟内容，我除主持所里工作外，也到洞窟中进行调查和临摹。

       芝秀和琳英、密风她们一起上了几回洞子以后，艺术创作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她决心临摹雕塑，第一个临摹的是第319窟盛唐坐佛。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上千尊塑像，具有极高的造型能力和艺术水平。陈芝秀是在巴黎学习雕塑的。她所学的西方雕塑，所看到的西方雕塑作品都是单色的，而敦煌的千尊佛像竟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这就是说，这些彩塑既是雕塑艺术，又集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在第427洞，那里有九尊高大的彩塑，芝秀说她走遍欧洲也没有看到这样生动美妙的彩塑。她们丰满健壮，衣饰华美异常，虽然脸上的贴金已被人刮去，但其神态依旧庄严动人。她在一个个洞中欣赏观摹，几乎每一个都使她激动不已。有时，我们还互相探讨，交流对壁画、雕塑的新认识。陈芝秀对敦煌艺术的热心和开始临摹工作，使我很高兴，也不断地鼓励她。

       1945年初，原任研究所总务主任的张民权走后，从管理方面来看，我总感到缺少一个有力的帮手。这时正好酒泉的一个熟人介绍来了一个新疆某部队里退下来的小军官，三十多岁，浙江人，现在家乡也回不去了，想就近找工作。我们住在沙漠孤洲上，又缺个总务人员，此人不正合适?我一听是浙江人，勾起了乡情，心里已有两三分喜欢了，就说：“那么，你请他到敦煌来找我一下，我们见个面再决定好吗?”隔了两三天，那人果然找来了，身带一支驳壳枪。我一听他的口音就问：“你是浙江什么地方人?”他说：“诸暨枫桥人。”我心想：诸暨枫桥，不正是陈芝秀的家乡吗?在这样荒沙大漠举目无亲的边塞里，能听到浙江口音，都算是难得的同乡了，更何况是地地道道的小同乡！我便连忙把芝秀叫出来认一认。两人果然用诸暨话谈上了。新总务主任上任的不多日子里，积极性特别高。他骑上所里的一匹枣红马，带上自己的驳壳枪，在沙洲上为我们打来了一只黄羊，不久，又从哈萨克牧民那边为我们买来了一头大肥羊。这样一改善伙食，上上下下一片叫好声。可时间一长，他也就有点吊儿郎当，许多事情显然是做给别人看的，对我显得过分恭顺，对芝秀又显得过分殷勤。

       大西北的冬天风大天冷，滴水成冰。经过寒冬的煎熬，开春以来，大家都开心地上洞工作。但我发现陈芝秀的工作热情下降了，临摹塑像的泥和好了，就是塑像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她说她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因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4月13日，我们进城参加友人结婚典礼，得悉友人即将赴兰州，因此，拜托友人关照陈芝秀去兰州就医。4月19日，我送她进城坐车与友人一起离敦煌东去，还写了好几封信，拜托沿途友人关照她。而她走后多日，却一直没有音信。有一天，我去洞中临摹壁画，下午四五点钟，董希文来洞子约我一同回去。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到陈芝秀走后没有音信，讲到开春以来的一切变化。董希文劝我宽心，并说师母可能不会来信了。在我的追问下，他拿出一叠信，说这是师母走前，他用钱在徐喇嘛那里截获的陈芝秀送去联系出走的信。我要董把信给我。董说老师您不生气，我就给您。我答应了他。他把一叠信给了我。我一看陈芝秀的信，简直呆了。

       我气得悲怆欲绝，连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追，把她追回来，立即牵出枣红马就上了路，拼命往前赶。我估计芝秀最多也只能走到安西，宿夜后才能继续向前走。我只要在天亮前赶到安西，便能够找到。月夜下的戈壁，死一般的沉寂，我感到一股透心的荒凉。这里还经常有强盗出没，一个孤身旅客可以被轻易地没收财物，置于死地，尸体往沙丘里一埋，什么痕迹也没有。而且，这类事情如家常便饭一样，时常发生。但我却顾不上这些了，只知道拼命往前跑，往前赶。到第二天早上，我果然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西。但是我找遍了安西的车站、旅店，也没找到她的影子，只听人说，前几天是有一辆汽车往玉门方向开去了，司机旁边好像坐着个打扮漂亮的女人。失望和疲惫一下侵袭了我全身，几乎要一头倒在地上。我强打着精神，匆匆喝了点水，吃了点干粮，给马喂了点草料，坐下休息了一会又继续向玉门方向追了过去。不知追了多久，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我颤悠悠地从马上摔了下来，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当时在戈壁滩上找油的玉门油矿地质学家孙建初和另一位老工人救起的。那里已地靠赤金，那天他们一清早驰车出发，运送器材到老君庙去，在赤金外的公路旁，发现我一个人倒卧在戈壁滩上，无声无息。经过急救和3天的护理，我才恢复过来。后来当地一个农场的张场长闻讯赶来，他是我浙江的同乡，他安慰我，也劝导我注意身体。他又告诉我说不要再寻找陈芝秀了，她已到了兰州，并立即登报说与我脱离夫妻关系，离婚。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家庭和事业都牵绕着我的心，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不几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敦煌。

        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是啊！我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没有帮她解开思想疙瘩。在贵阳，遭日寇飞机轰炸后，精神上的创伤也是难以愈合的。后来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她的变化既有她主观思想上的问题，也许更多的还是客观条件上造成的困难及难以忍受的困苦和艰难。陈芝秀出生在浙江诸暨，那里是闻名遐迩的江南鱼米之乡，而长期的法国留学生活，已经使她习惯或者说适应了法国的生活方式。她像一般法国妇女一样每天涂脂抹粉，化妆打扮，喜爱穿高跟鞋，潇洒的风度加上她艺术家的气质，更显得年轻、漂亮。在回国后，她随我从上海、杭州到昆明、贵阳、重庆等地，过着战乱中的办学生活，逐渐适应了一些，但比起在法国安稳而相对富裕的生活而言，条件还是太恶劣了。她一边努力改变生活，有时也逐渐改变自己，但仍有化妆的习惯，衣着也十分讲究。记得刚来敦煌时，她仍是穿着高跟鞋，得体的衣装和经过化妆的模样，与当地封闭的农民们又脏又破的装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注目甚至是围观。艰难的生活如果是一天、两天或一个月几个月，挺一下就过去了，现在是有日子没有天，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有时经费几个月拨不下来，大家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使我懊悔的是，我的失误还在于我任用了那个国民党兵痞出身的人当了总务主任。他在背后的鼓动，与妻子陈芝秀的出走也有很大关系……

       更使我愤怒、憎恨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我们为敦煌艺术献身的日子里，总是掀起一阵阵险风恶浪。我们的工资往往被扣住不发。想到这些，我又想起一直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同志。在不寐的长夜里，忽而，我脑中又呈现出一幅幅丰姿多彩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塑像，继而，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陲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我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犟劲沉入了梦乡。在梦中，我看到一个个“飞天”从洞窟中翩翩飞出，天空中飘满五彩缤纷的花朵，铁马的叮当声奏出美妙的乐曲……

2.苦度难关

       到敦煌以后，开展工作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与那些达官显贵的奢侈消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自建所后已半年多时间，教育部却一直没有汇钱来。维持所里的开支，仅靠我在离别重庆开画展时卖画的一点钱，用完后只得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这也引起一些敦煌县政府人员的怀疑，怀疑我们是否是政府派来的。这种怀疑逐渐已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我接二连三地向教育部打报告，均石沉大海。后来，我给当时支持我来敦煌的梁思成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请他帮助询问教育部，落实经费问题。第3天，我接到梁思成的回电，说他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教育部推到财政部，财政部查后回答说并无一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计划，因查无地点，无从汇款。并说此事纯属荒唐，现已查明，款即汇出，望继续努力。接到复电后不久寄来的经费，对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起到了暂时的稳定作用，经费除还债外，还有一部分结余。于是我们又托在成都的朋友帮助购买了一点临摹用的绘画颜料、纸张，以及裱画用的绫绢，还买了有关敦煌历史、美术包括国外发表的有关敦煌的报告、文章等资料。同时还扩大了编制，招收了几个新的有专业知识的职工。为了专心工作，我还把在酒泉上中学的女儿沙娜叫来，跟我一起学习临摹壁画并照料失去母亲的幼小弟弟。

       1945年春，张民权带一批临摹作品，在重庆搞了一个小规模的画展。通过介绍我们的工作成果，向社会广泛介绍我国自北魏以来，各朝各代连续不断地发展创造的敦煌艺术的辉煌成果，以引起整个社会对伟大的民族艺术遗产的重视和爱护，同时希望内地艺术学校毕业生和画家，能到敦煌来学习和研究祖国的传统艺术。

       当我憧憬着事业的美好前景时，1945年7月，我们接到国民党教育部来的一道命令，宣布撤消“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我们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前妻出走的折磨刚刚平息，事业上又遭到来自政府的这一刀，真是忍无可忍了！

       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我像狂风恶浪中的孤舟一样，忽而浮起，忽而又沉下，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我写信给于右任等，力陈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呼吁保留这成立不到两年的研究所。但呼吁如石沉大海，许久没有消息。正在濒于绝望的时刻，我接到了一封没有发信地址和人名的来信，打开后才知道，原来是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张民权同志在赴延安前于重庆寄来的。他在信中说，由他带去重庆的首批千佛洞壁画摹本，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正式展出时，意外地受到中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同志的亲自参观。在信中他还转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我们在边陲戈壁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工作的支持和赞扬。郭沫若在展览观后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感情充沛的诗篇。读完这激动人心的来信，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在戈壁沙海的危难困苦之中，任何一点支持都是十分宝贵和鼓舞人心的，何况我们是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它像火一样重新点燃了我心中即将熄灭的火种。我立即提笔写信，发给曾支持敦煌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把国民党教育部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况告诉他们，并表示，我们坚决不走，要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希望他们代为呼吁。

       不久，我就陆续收到各处热情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正和一个民办艺术机关联系，这个机关已向教育部表示，如部里取消这个国立的艺术研究所，他们就接管。这些信暂时稳定了职工们的情绪，但与教育部的关系已中断一两个月，经费也停发了。我们只好靠那点余款度日，并尽力节约开支，每人每月只发生活费50元。维修工作也只得停下来，但临摹、调查、研究及引导游客参观等工作仍照常进行。

       为了应付经费紧张问题，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记得当时我们定做了第428窟的木门，木工材料费就要二三百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恰好这时城里的一个商人要我画一幅画像。我就借机要求他捐款。他为了要画，拿出了这笔款子，不过还要求将他和他儿孙的名字刻在木门上。在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勉强度日，但职工们情绪受了很大影响，心绪不宁。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我立即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21下，并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这天，为了欢庆抗战胜利，我们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这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管我们所的通知也收到了，并汇来了一笔钱。但是，由于日本战败投降，一些职工希望尽快回到过去的敌占区与亲属团聚，有的已无心再呆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想尽早离开这里，因而，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个散伙“复员”的狂潮。

        一天晚上，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找我来了。

        董希文带着难以启齿的神态说：“老师，这几年我俩在这儿受到你的帮助、教育真不少。趁现在日本鬼子投了降，各地好容易恢复了交通，我俩打算回南方老家去看看……”

        张琳英又腼腆地加了句：“将来老师如果还办这个所，要我们回来，我们也乐意！”

        我心想：这夫妇俩来得最早，可以说为敦煌局面的打开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董希文临摹的《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等壁画，对原画精髓的理解，对艺术创作上的精益求精，都是相当突出的。张琳英怀孕临产时，由于这儿条件太差，我们是用两头毛驴、一副担架送到县城里去的。30公里的大漠风沙，30公里的行旅颠簸，她都没有说一句半句的埋怨话。据护送的人说，她肚子痛得厉害时，也只是咬牙忍受着……如今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们想回去探探亲，也是人之常情，我还有什么好非议的呢?这样，我就问了句：“你们打算怎么走呢?”

        希文说：“计划先去北平，看看再说。”

        我沉吟了好一会儿，终于松了口：“那么好，你们走吧，到北平给我来信。”我这一松口，希文发自内心地说：“我们也是不得已，我和琳英虽然离开了，可心还是和敦煌连在一起的，还是和老师您紧贴着心的！”

       就这几句话，我也感到宽慰了。

       董希文和张琳英两人一走，我的阵脚就压不住了。

       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三人也向我提出要回东北去。

       李浴这一两年来在美术史上的钻研是有成绩的。他多次对我说，我国历来写画史，都是只写几个著名士大夫画家，例如唐代提来提去是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曹霸、韩干、李思训、王维等人，绝口不谈或者只是浮光掠影扯上几句民间的艺术创作，这是不对的。他说他将来要是写画史，就一定要扭转这种倾向，要把敦煌的石窟艺术，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描述。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敦煌培养了他，下一步就让他自己去闯荡也好！周绍淼和乌密风夫妇俩早就说过，他们是离不开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的。抗战8年，好容易赶走了日本鬼子，他们想回家乡去看看，也都是情理中的事，我更没有理由反对，只得也松了口：“好吧，只要你们心中有敦煌就行！”

        三人几乎同声说：“老师，这哪能忘得了呢！”

        一会儿，李浴还颤声说：“不，我们要把敦煌的花朵，开到各自的岗位上……”

        三人走后，又隔了一段时间，留下的潘洁兹也来找我了。他嗫嚅着说：“老师，我也想......”

        他的话尽管未说完，可我早已心照了。洁兹原来是张自忠部队上的，下来以后，他为了筹钱上敦煌，一路卖画。到了兰州，他安顿下妻子，就孤身一人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河西走廊这块长达两千多里的荒漠之地。他到达敦煌那天，正好国民党教育部不要敦煌研究所了。所里的同事，个个愁上眉头，我更是滚油煎心。当他拿出五省检察使高一涵的介绍信给我看时，我真是有难言之隐：原来的人尚且糊不住嘴，怎么能再添丁进口?但我感到这个青年壮志可嘉，最后还是说了句：“你那么远的路跑来了，那就留下吧，苦日子一块儿过！”

       潘洁兹来了以后，也真是一把好手，临摹壁画，自有一种风格，刚健清新。他对历代的服饰感兴趣，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写起文章来概括性、条理性都较强。当然，我很快了解到，他也有和我类似的处境，妻子是十分反对他来敦煌的。洁兹到这儿后，接连去了几封信，都没有得到妻子的回复。我将心比心，十分理解他现在的处境，但愿不要再蹈我的覆辙才好。这样，我不等他说完，也就松了口：

       “好吧，你也走，早点回去看看，事业和家庭都重要，不要学我……”

         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患难中相濡以沫的亲人。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死沉沉，阴森森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恐怖的狼嗥。这样的夜，我本来是早已习惯了的。可是如今我却是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成寐了。我披衣走出屋，任凉风吹拂。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依稀可辨，那是多么熟悉的壁画和彩塑，它们在月光下闪烁着光芒，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它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它们。现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不但没有淡化我对这些石洞的感情，而且更深了。这里有我和同事们付出的众多心血。如220窟贞观十六年唐代人画的壁画，是初唐时期的代表作品。1944年老工人窦占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来，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东壁左右的维摩变中的维摩居士的画像，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清赢”的画风和神态。这是莫高窟所有五十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幅。这是前人，包括研究者如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以及张大千所未见识的。第285窟是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538～539)修建的，是隋唐以前最为精美完整的中国民族艺术代表窟。美国人华尔纳曾于1925年妄图明目张胆地盗取窟中壁画，遭到敦煌人民的反抗而未得逞。另一个修建于五代太平兴国五年的61窟的文殊洞西壁画《五台山》立体地图，高5米，长13.5米，是一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宝。画中的城楼台阁、伽蓝、寺庙、庵、观、亭、阁、桥梁分别布置在“五台”和“繁峙”两县境内500里的寄岩峰和五台峰中，在曲折的山山水水里面还穿插了看不完的山乡行旅、朝山进香的信徒、高僧说法时的听讲群众，旅店、磨坊、行人、走马、骆驼等等无不应有尽有，真是一幅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地图。

        这时，我不由又想起几天前，由敦煌县长带来一个国民党部队军官，在游览中想凭他的势力，明火执杖地拿走石窟中一件北魏彩塑的菩萨像，说是放在他家中让他妈妈拜佛用，真是荒唐。后来我费尽口舌，并以女儿沙娜画的飞天画作为交换，才把那个家伙送走。想到这些，我如果此时离开，把权力交给敦煌的县长，这个艺术宝库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中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而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们欢乐和欣慰。思前想后，我默默发誓，我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3.父女画展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了另一头。时序又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上的泡泡刺，在已结冰凌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先后来所工作的人大都走了，虽然中央研究院接管了我们研究所，但具体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可以说关系也没有接上。这次我们暂时离开千佛洞，也就是为了去重庆落实各种接管关系，以利今后的工作。

       我们就要走了。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占彪和范华两人。从昨天起他们就帮我们料理一切。我反复告诉他们，我们一家是暂时去兰州、重庆办事，隔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可他们根本不相信，认为研究所的人都走光了，所长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自寻门路去了。一时我也解释不清，临走，我又叮嘱了两句：

       “老窦，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啦，你可要千万上点心！”这个心灵手巧的庄稼汉老窦，眼圈红了红，点点头。我又招呼老范：“所里其他的公务杂事，收收发发，都交给你啦，将来可要向我报账！”老范“嗯唷”答应了声，声音也喑哑了。

       正在这时，上寺的老喇嘛易昌恕，也急匆匆赶来送行。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熟识了。他对宗教是虔诚的，特别是老佛爷的事，从不二心。对生活，他也一天天热爱起来，带着徒弟徐喇嘛，自己种棉花、种麦子、种蔬菜、种瓜，自给有余。他为我们送行，口中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一家就这样暂时离开千佛洞，骑着毛驴到了敦煌县城，辗转乘车，赶到兰州。在兰州，高一涵和省教育厅厅长等人提议我将随身携带的女儿沙娜临摹的壁画作品，以及我在敦煌所作的少数民族的速写和油画写生作品在兰州公开展出，以饱兰州人的眼福，我同意了。这个展览会的名称是“常书鸿父女画展”，展出的作品，大部分是沙娜这几年在敦煌所临摹的各时代壁画的摹本，约三四十幅，我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油画、速写约二三十幅，展览会地点在兰州双城门。

       这次画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特别对于沙娜的画，各方面的评论都很好，而且还有一个收获或者说是插曲。在展览期间，一天，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籍的老妇人，中文名字叫叶丽华，当时在新西兰的中国老朋友路易·艾黎设立在山丹的“工合”培黎学校从事染织教学。她热爱中国，在路过兰州时来看这个展览。她看沙娜画的许多敦煌壁画摹本，认为这些精美的画作出自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之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有很好的培养前途。她看到沙娜亦十分喜爱，主动向我提出她愿意带沙娜去美国学习，并以她自己的劳动所得(她说她是美国一家染织工厂的技工)来提供沙娜去美国的费用和学费、生活费。因那时沙娜才十三四岁，我接到这个邀请时说，孩子现在还太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最好过几年以后再说。叶丽华也同意这个意见，说她在培黎学校任教的聘期也是3年，等3年工作结束后再来千佛洞研究这个问题。在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总以为那个美国妇人是说了玩的。

       但到了1948年夏天，她突然来到千佛洞找我，说她来是为3年前的提议要个回答。我心中很矛盾。沙娜这孩子聪明好学，但自她母亲出走后就没有坚持上完学，有机会到美国去受一些正规教育应该说是好事。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考虑，我最后还是同意叶丽华把沙娜带到美国去学习。但就这样把孩子交给一个外国人，我心里还是很不安的。当一切手续办妥之后，我请了一个相熟的律师写了一个合同，主要是保证叶丽华给常沙娜提供在美国4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并做沙娜的监护人等事宜。沙娜去美国后，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学习美术，同时还勤工俭学。不久她结识了叶丽华的侄女及其朋友，他们都是美国拥护新中国的进步人士，其中有已故的史沫特莱和现在居住在中国的爱泼斯坦等友好人士。通过他们，沙娜参加了中国在美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祖国解放后，她积极要求回国。1950年底，她在美国留学生争取早日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没有学完就提前回到祖国。

       在兰州的画展结束以后，我们即赴重庆。

       这时的重庆已相当混乱，所谓的接(劫)收大员满天飞。从南京、上海传来的小道消息和丑闻不断，街上到处是地摊，拍卖着家具、旧衣物及各种来自美国的剩余物资。重庆的达官贵人们大都往南京、上海去了，政府机构几乎没有人好好上班。我在中央研究院里找人也没有找到。经过两三个月的奔走催促，在5月间找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院长。他刚从延安参观回来。他当时代表中央研究院的朱家骅，作为留守在重庆本院的负责人。我向他汇报情况以后，他对我孤军奋战、坚持在戈壁之中保护敦煌文物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要我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一定帮助解决。我提出了关于经费、隶属关系和补充人员、购置图书等问题。他说，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是隶属中央研究院一个所，增加人员、购置图书设备马上可以办到。我还要求有一个方便的交通工具，最好是卡车，以便我们将添置的人员设备一起运到敦煌去。最后他帮助拨来了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我们还购置了一台小发电机和照相机、胶卷以及绘图用的纸张、画笔、颜料等。这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着我复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希望和新招收的人员、材料开向敦煌。

4.黎明的前夜

      由中央研究院向军政部陈诚要求，军政部后勤部在美军遗留物资中调拨来的大卡车是美国产的斯蒂贝克牌。我们一边装货，一边招兵买马。由中央大学艺术系吕斯百教授和陈之佛教授推荐，我招聘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生郭世清及其妻子、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刘缦云，由国立艺专王临乙教授推荐介绍的雕塑系毕业生凌春德也一同前往敦煌。我们于6月中旬由重庆出发，经成都去敦煌。在成都时，我们在四川省立艺专又招聘了该校图案系毕业生范文藻和在艺专任男生指导员兼体育教员的霍熙亮，他原本也是国立艺专的毕业生，我曾教过他。另外搭车前往敦煌的，还有四川省立艺专教授沈福文夫妇。

        沈福文教授早已有志于敦煌艺术研究，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在我的热情邀请下，趁着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他动心了，只是担心自己留不长。我说：“长固然好，短也听便，只要宣传敦煌就行了。”我们两人在车上天南海北聊得很多，核心却是对敦煌艺术的评价问题。因为我是主人，基本上是他问我答。我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认识：敦煌是一个大画廊，陈列着从两晋到元代一千多年间的艺术代表作。它们的作者主要是“画工”、“画匠”，没有社会地位，住的是邻近和野人洞差不多的山洞，靠着对宗教的虔诚，一代代毕生从事于壁画和彩塑的创作。他们并不留恋什么残山剩水，也不主张什么胸中丘壑，而是切切实实地描绘社会生活和理想中的佛家世界，使人们喜闻乐见。他们的笔触刚劲有力，线条流畅自如，刚柔相济，用色厚重而明快，描绘精致而完整，造型更是生动完美，美轮美奂。画工所形成的淳朴而浑厚的画风与后来中国文人画的绘画风格，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和路子。我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的正宗与主流。

       我的上述认识，是从我真正认识了敦煌后所形成的。我是学西画的，从崇拜西方的艺术大师到以无名的中国民间工匠为自己尊崇的对象，是中国民间艺人所创造的敦煌艺术感动了我，启发了我。敦煌艺术确实是民间画工们创意性的杰作。在壁画、彩塑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即便是描写同样经典内容的艺术作品，画工艺人们也能根据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作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如第172窟南北两壁相同内容的西方净土变，画风截然不同；又如第61窟的《五台山图》，既画有磨面的人、登山的人，还画有嬉戏的马，随处可以看到画家独具的匠心。敦煌的艺术作品保存至今仍显得栩栩如生，是因为它们是工匠艺人们用心用灵魂创造出来的。从心灵深处产生出来的创造力，是真实的，与虚假做法是无缘的。真正的艺术品，即使经历千百年，仍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其艺术性会经久不衰。沈福文教授也同意我的观点。

      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一过中秋节，敦煌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忙着过冬的事情。为了使这些天府之国来的人们能站稳脚跟，我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安排过冬事宜，总算度过了又一个严冬。

       1947年夏天，我们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有孙儒、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薛德嘉、萧克俭等人。1948年冬天，史苇湘也来了。李承仙是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毕业生，也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员，立志于敦煌艺术事业。她在从国立艺专毕业的那年，就想去敦煌。1946年5月，我在重庆招收敦煌工作人员时，她来找过我。我让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留下了“李承仙”三个字。我问她：“你是油画专业的，为何去敦煌?”她回答说：“我父亲叫李宏惠，原名李寄缘、李容恹，辛亥革命前是孙中山已创建的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南洋筹款总办，是一位反清革命家。二伯父叫李瑞清，曾教过张大千先生。当时父亲对我说，作为一名中国画家，首先应该去敦煌，研究中国的民族遗产，研究敦煌，然后创立自已的风格。我父亲与张大千也有较深的交往。张大千去敦煌取得重要收获也启发了我，于是，我下决心去敦煌。”我对她说：“敦煌是远离人烟之地，古代只有军队和流放的犯人才去那里，而且生活非常艰苦，你能受得住吗?”她说：“我已决心献身于艺术，不会因困苦而退却的，您放心吧。”但那一年她没有如约来敦煌，因为她父亲病了。她做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第二年，我的好友沈福文、学生毕晋吉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之后，沈、毕二君一直观察她的行止，为她去敦煌的意志所打动。他们认为她会和我一样，成为“敦煌痴人”，于是替我谈到我们结婚的事。1947年9月，李承仙从成都赴兰州，我从敦煌去兰州，在那里结婚后，一起回到敦煌，从此我们成了一对“敦煌痴人”。

       李承仙从四川给我带来了张大千赠送给我的礼物，一套日本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研究》。这是上、下两册的大型精美图册和研究文字，文字是松本荣一写的博士论文，图册是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全部为黑白版。这套书也是张大千的心爱之物，上面有张大千阅读研究时留下的许多朱笔批文。这套书尤其是研究文字，对于我从事敦煌研究很有帮助。接到张大千这份珍贵的礼物，还使我想起1943年在敦煌，张大千在离开千佛洞时送给我的另一件很有“生命意义”的礼物。

       那时，张大千即将离开千佛洞回四川，分手时他亲手送给我一个纸卷，说：“送给您的这个纸卷，要等我离开后才能看。”我等他乘车去了，打开纸卷一看，原来是他亲笔绘的一幅弯弯曲曲在树林水渠边一隐蔽处找到食用蘑菇的路线示意图。在敦煌莫高窟戈壁之中，没有什么蔬菜，天然的食用蘑菇更是难以发现，因此，各人如有发现都尽力不让他人知晓，以保障自己的来源。循着大千先生的地图，我们果真发现了在水渠边他一直采用的蘑菇生长地，在日后的生活中，还真解决了一些问题。

       我常常思念赠送给我蘑菇图的张大千先生。我也从此喜爱画蘑菇，并自赋打油诗一首：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

       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

       这批生力军的到来，不仅使研究所充满了朝气，而且使停顿了的不少工作得以开展起来，临摹壁画的队伍也十分齐整了。因此，我开始下决心和拿出精力，集中力量把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品全部临摹下来，以备将来保存资料和展出，系统介绍千余年的中国美术发展演变的情况。

       洞窟壁画临摹是一项很艰苦细致的工作。由于石窟开凿在一条坐西朝东的峭壁上，而洞窟一般只有一个向东的进光线的门，加上每个洞窟都有一段甬道，所以经甬道遮掩，真正能照在壁画上的光线十分微弱，到下午光线就更加暗淡。这对临摹者来说，很费眼力，尤其在寒冬季节又黑又冷的条件下。我们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明器材，只能在小板桌、小凳上工作，对看不清的地方，就要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十分费力。要是临摹窟顶画时，就更加艰苦，要仰着头，脖子和身体都成了90°的直角；仰看一眼低头再画一笔，不一会儿就头昏脑胀，有时甚至恶心呕吐，尤其是临摹大幅壁画，困难就更大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们把壁画临摹细分为客观临摹、复原临摹和整理临摹三种。客观临摹就是现在壁画怎样，临摹的作品也怎样，现画面有缺损，临出来也照缺不误，好处是不失实。复原临摹，就是碰上有缺损的地方，由临摹者揣度而加以补充，使临摹的色彩复原到原来作画时的色相，好处是画面整体、美观，但容易主观臆断，造成失实。整理临摹，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临摹方法。我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只有不失实，才有研究价值，仅好看而失真这无疑是舍本逐末。为了保证质量，我们根据情况，有的画由一个人单独起稿，有的是几个人分片包干起稿，但勾墨线、着色都要严格一致。在临摹阶段，为了不断提高临摹水平，精益求精，每到月底，我们用两三个晚上，点上汽油灯，将临摹作品一幅幅挂在墙上，大家共同评议研讨。沈福文教授在时，由我和他负责主讲主评；沈福文教授走后，就由我一个人来作最后讲评。这个方法行之有效，使大家临摹的水平得到提高。事实表明，这一段时间临摹出来的壁画，质量好、数量多，是大家所公认的。

       戈壁滩冬天来得早，去得晚。每年10月便下起雪来了，正如唐朝诗人岑参诗中所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颜料凝结，手脚僵硬，洞窟中的临摹工作就只好停下来。这时，我们便转到另一工作方面，改做专题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1947年冬至1948年春，我带领李承仙、段文杰、萧克俭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在莫高窟历史上，早在唐宋时代，为了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瞿家窟、阴家窟、文殊窟等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四次，但各有差别。

       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照其考察的顺序，对洞窟进行编号，共有171号。后来有的洞窟的号与邻近的洞窟号码相同，只是加了A、B、C等英文字母作为区别。这样，伯希和实际编列的洞窟有383个。由于他是按其考察顺序编排号码的，因而所编号码无规律可循。

       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下、中、上的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从第一层开始由南向北依次编号，第一层结束后又从北向南，第二层按“之”字形编至三四层，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附于大窟作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计有441个。

        此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1944年我所聘任史岩作石窟供养人题识考察工作。史岩出版供养人画像题识这本书上的图号与洞窟对不上，无法查找。

       1943年初，我们到达敦煌并成立研究所后，仍然按照张大千的编号进行洞窟保护和研究，但不久便发现有些不便之处。我们这次编号是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从北至南按洞窟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即编一个号，小洞、耳洞均一一编号；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如此按“之”字形编排，计编号465个。

       从1948年进行洞窟维修等工作，至1965年开展石窟全面加固工程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了24个洞窟。所以现今莫高窟的编号洞窟计有492个，已为世界公认引用。

       在洞窟编号的基础上，我们于1948年又着手壁画和塑像的编号工作。塑像编号于1957年完成，全莫高窟共有塑像2415尊。1962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将塑像分为七类，以期分别加以保护和研究。第一类包括各时代原作保存完好者，未经后代修补，或仅局部修补过，共计163尊。第二类包括各时代原作残损者，所谓“残损”主要指残头断指，但神韵尤存，虽经后代修补，仍十分珍贵，约计四百余尊。第三类包括各时代原作经后代修补或妆绘，其中大部分能看出原作面貌，部分为后代添补头部或肢体，虽原作精神已失，但有相当大的价值，这类作品数量最多，达九百余尊，是研究敦煌彩塑的重要资料。分类初步确定后，1962年聘请全国有关专家加以审定确认，给予分别保护。壁画的分类编号工作，仅在每个洞窟中的各类壁画右下方作了初步编号，由于没有进行专门标记登录，所以也没有最终完成。

       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到1948年初，我们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以及《宋代佛教故事画选》等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工作，共选绘了壁画摹本八百多幅。

       为了宣传敦煌、介绍敦煌、保护敦煌，1948年初，在完成了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和临摹工作后，我们选了壁画摹本八百多幅准备展览。我打报告给教育部，希望这些作品能在各大城市巡回展出，然后再出国展览。直到1948年7月，才接到通知，让8月在南京展出。我携带了这几年来临摹的各时代壁画五百余幅离开敦煌到酒泉，原准备由酒泉乘民航机到南京，但那时，新疆到西安的民航机已停飞，只好转道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南京。到达南京后，我住在中央大学吕斯百那里。当时的教育部长是朱家骅。见到朱家骅后，我简单谈了一下展览的安排，就开始了近一个月的筹备工作。8月22日，“敦煌艺展”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展出。开幕之日，外交部与教育部还联合邀请了当时驻华外交使节来参观。有司徒雷登、法国大使戈斯默等。8月28日，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均来参观。在南京展出后，展览又移至上海展出。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展出的一周，参观的人比南京多了几倍，报刊的宣传介绍也很热烈。展出不久，敦煌图案的风格和样式已经在上海新出品的轻工业品中反映了出来。在展出期间，我们也收到一些来信。信中提醒我们说：“现在蒋帮的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敦煌艺术。”我也深深感到蒋介石的灭亡已经即将来临，黑暗也快结束了，在这混乱的时刻，我们要提高警惕。

        当时上海的出版情况还不错，我想利用展出机会，将展品中较好的作品彩印出版。由于教育部没有经费，一些热爱敦煌艺术的进步人士愿意私人投资出版。解放后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就是其中一位。他希望这些摹本能够出版发行，但他只能承担出版黑白版。考虑敦煌摹本的色彩价值，我希望出彩色片，因而当原上海建业银行经理黄肇兴提出他愿意出资出版全部彩色版时，我同意了。黄肇兴是董希文的姐夫。在制版期间，有一天，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剡司长突然来到我住处，拿出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亲笔指示，要我从速把全部敦煌摹本运往台湾展出。为了对付这一指示，我借口说正在印刷，制版未完，完了就去。当时国民党已全线溃败，上海金融市场上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这个社会教育司的剡司长无心久留，对我虚张声势地吓唬一番，说什么手令要遵守，如不照办，后果自负云云，当晚便乘飞机到广州去了。

       为了防止国民党教育部取走敦煌全部摹本，我连夜将摹本包扎好分别交给上海李承仙的姐夫朱惠康和杭州我大哥常书林帮助隐藏起来。第三天，我通过朋友搞到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离开了上海，辗转兰州、酒泉、安西，回到了千佛洞。当时正是1948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塞外的严冬季节已经开始。月光下，高大的白杨树在寒风中摇曳着，落叶飞沙满地。我从驴背上下来时，中寺空寂无人，只有老喇嘛迎面走来。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是我在寺中唯一的邻居。我大声亲热地招呼他。他一见我，急忙拨开围到嘴边的头巾，双手合十，很有礼貌地说：“是所长吧?辛苦了！一个人这么晚回来，可冻坏了吧！”说完这些话，口中念念有词地又走了。

       在中寺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两个老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堆柴火取暖，见我来了，给我端来一条板凳，倒了一满杯热茶。我和他们边烤火边聊起来。因为经费无着，几年来与我患难与共的职工又有很大一部分另谋生路去了，只留下少数人，他们是其中的两个。他们热情地帮我打扫房间、生火、点灯。他们走后，我环顾离开了几个月的四周，还是那样如常。窗外，一轮孤月，几点繁星，白霜满地。面对窗外无垠的瀚海，我感到一阵空虚与寂寞，真是“倦旅归来，万念俱灰”。信手推开窗户，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灯一下子也被吹灭了。这时，从九层楼上远远传来了清晰的风铃声，多么熟悉的铃声！这种既凄凉又悲壮的声音给我以安慰，给我以希望，也使我意识到自己还在敦煌，在我心系的地方！等我关上窗，重新点上油灯时，发现书桌上、书架上早已落下了一层细细的流沙。沙，这个可恶的得寸进尺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已经与它斗了几年，但它还是无孔不入！如果我们退却，它就会把我们连同整个千佛洞全部吞没。坚持下去，与沙斗！我抹去桌上的流沙，振作精神，开始提笔写下了《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1948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上。在文中我向人们呼吁，支持我们，并提出了与流沙斗争是关系到敦煌洞窟存亡的大问题。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自我激励。

       文章刊出后，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不少好心读者的来信。信中对我们在千佛洞工作的人表示热情慰问和支持。记得其中有一封署名戈扬的来自上海的信中说：“你们的艰苦工作，我们不但知道，而且经常关心着你们，望坚守岗位不屈不挠地继续努力，直到即将来临的全国人民的大解放。”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已到了日暮途穷、全面崩溃的时刻。7月份，酒泉来人告诉我们说，甘肃省政府的官僚们正收拾金银财宝，准备经新疆、印度逃往台湾。这时，到处发生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抢劫财物、残害人命的事件。为了防止国民党匪特与溃败的军队互相勾结，破坏、抢劫千佛洞文物，我们一方面加强莫高窟的戒备，一方面仍未停止对洞窟的保护和临摹、研究工作。我们曾组织了几个人的保卫小组，除日夜值班外，并在山口岩边设置岗哨，还在石窟群最高的130、156、158、159窟内储藏了干粮、咸菜和水缸，准备了几支破旧的步枪，以及石块、沙袋等，准备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坚守石窟，保护石窟。

        这时，各种谣言不断从敦煌城中传来，使一些职工有些惊慌。我们都担心，就我们几个人，万一有一批国民党溃败军队来抢劫石窟文物，真是很难抵抗啊！我们都焦急地期待着解放军早日到来，保卫敦煌，把千年的灿烂艺术珍宝从黑暗的社会中拯救出来，让它永放光。

国宝之光

1.欢庆解放

      荣辱盛衰几千年，雄鸡一唱天下白。

       1949年9月28日，塞外晴空如洗，阳光灿烂，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继酒泉、玉门、安西解放之后，敦煌沙州古城也宣告解放了！

        敦煌——这个戈壁滩上的孤岛绿洲，玉门关内“华戎所支”、汉代始建的古城，留下了4世纪至14世纪前后千余年来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举世无双的佛教艺术的珍贵财富，铭刻着古代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友好往来友谊的篇章。自20世纪初敦煌石室密藏发现以来，这里又留下了帝国主义分子劫夺盗窃敦煌文物文献的痕迹。如今，沧桑巨变，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怀抱。从此，敦煌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莫高窟开始了美好的新生时期。这一天，我们在古老的千佛洞雷音寺前升起了鲜艳的红旗。因为一时弄不到鞭炮，我们便到九层楼上敲响了那口声音洪亮的大铜钟，连续敲了21下，浑厚的钟声伴随着我们的欢呼，在沉睡千年而初醒的峡谷中回荡着，欢庆着敦煌新时代的到来。这是自庆贺抗日战争胜利击钟以来，我们第二次击钟庆贺。当天下午，从敦煌县城里回来的老工人窦占彪告诉我：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共同签署的安民布告已张贴在大街小巷。我们大家动手，连夜把已经准备好的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幅红标语张挂在白杨、果树的枝干上，迎接解放军来到千佛洞。第二天一清早，一支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乘坐三辆大卡车来到莫高窟。他们在下寺———三清宫门外下了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服装整洁，精神饱满，队伍前面红旗招展，迎着莫高窟大门口列队而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亲人解放军的到来。走在前面的是几位年纪稍长的军官，但服装与士兵无异。我猜想，这大概就是驰骋南北战场的将军们吧！迎着阳光，我向他们走去。这时一位年轻力强的战士向我走过来。他和蔼地问我：“你就是这里的领导常所长吗?”我回答：“正是。”我接着问：“你们的首长呢?”这时一位面带笑容，目光炯炯有神的解放军向我走来。年轻军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张献奎团长和戚成德政委。”这时张团长一个快步走到我面前。我握着张团长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我把他们一行领进早已布置好的接待室。这里就是中寺皇庆寺前院我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在这个不足3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我们研究所的十多位同事和解放军战士挤满了一屋。因为会议室地方小，那些坐不下的战士们就在院内大榆树下摆设的凳子上休息。在接待室里，我向张团长一行一一介绍了我们研究所的同事们。张团长风趣地说：“看我们像不像是国民党宣传的那种青面獠牙的怪物?”我听了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们才不相信那些鬼话呢。其实他们自己才正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呢！他们在临解放的前两天，还在阳关所在的南湖进行了野蛮的抢劫，他们还扬言要来千佛洞。为此，我们还做了一些保护莫高窟石窟文物的工事呢！”说着我们就分作几个小队引导着子弟兵参观石窟。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边导游边讲解。我带领张团长等一行参观。他们很仔细地听我介绍敦煌石窟艺术，面对五彩缤纷的壁画和彩塑，惊叹我们祖国有这么美好的文化艺术遗产，一再嘱咐我们要好好保护。当我们经过石窟群南端第130窟，从底层小洞门沿着傍岩的狭窄暗梯道鱼贯而行攀登第156、158、159窟这一组最高层洞窟后，就看到了我们在暗道口用麻布做的沙袋和装满大量鹅卵石的口袋堆筑的工事。张团长很认真地看了我们的工事及洞窟内备藏的干粮、水缸和铺盖等等。我笑着对张团长说：“这是我们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书生们的幻想，一定没有实用价值的吧！”不料张团长却用赞叹的口气说：“很好！很好！别看你们表面上文质彬彬，到了紧要关头还真的有两手呢！现在，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解放了的新中国，你们专心做保护和研究工作吧！有我们在，你们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过去，你们在沙漠中长期工作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我相信你们今后会更好地从事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专心致志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说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给我。这是一个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北平文化界向全国文化界发表的宣言。宣言中强调指出：“文化工作者只有在政治上坚决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才有光明的出路。”并号召人们在新形势下努力学习，加强思想改造。这个小册子里还登载了郭沫若同志到达初解放的北平时，在火车站上即席向新闻记者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多少人民血，换得此和平！

        我看了后感动地对张团长说：“谢谢你们，这正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材料啊！”

        几天后，我接到刚成立的敦煌县人民政府的邀请，红色信皮上写着“常书鸿所长收”几个大字。这是我第一次荣幸地参加敦煌县庆祝胜利解放的军民联欢庆祝大会。驻敦煌的骑兵师专门派警卫送来一匹白色灰点的大马，警卫员在扶我上马时说：“这是贺老总的好马。”我骑上马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城里了。这个城市不久前还是商店倒闭、路无行人、死气沉沉的塞外城镇。

       解放了的敦煌县城，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旗飘扬。商店营业，生意兴隆。街头熙熙攘攘，军民联欢的秧歌队、高跷队披红挂绿，在喧闹的锣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载歌载舞地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人人笑逐颜开，欢呼庆贺。入夜后，敦煌钟楼上按照旧时敦煌古郡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张挂彩画壁灯的传统风俗，悬挂了一幅高3丈宽2丈的绢绘彩色经变画像，绢画后壁架上点燃了近百盏油灯，透过灯光使整个彩画在夜空中闪闪发光，真是金碧辉煌、普天同庆。彩画前有欢腾的人们在尽情地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边唱一边扭秧歌。我仿佛觉得自己置身在敦煌壁画“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幻想天地中。

        第一个国庆节刚过，我们正在接待着一批批连续不断地乘卡车来千佛洞参观的解放军队伍时，又意外地收到郭沫若同志发自首都北京的电报和郑振铎同志热情洋溢地希望我们坚守工作岗位的来信。回忆1945年，当我在敦煌突然接到教育部取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通令的时刻，郑振铎同志安慰我说，以后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努力。后来我们特地派张民权同志带着仅有的一些摹本，在四川重庆七星岩中苏友好会堂举办了一个敦煌壁画摹本展览会，以引起朝野对我们工作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周恩来、董必武和郭沫若同志还亲临展览会，给予我们宝贵的支持。现在刚解放，郭老又热情地来电慰问，并鼓励我们要更好地为人民保护好敦煌民族文化宝库的遗产。郑振铎同志是最早支持我去敦煌的好友之一。他还以私人名义投资印刷出版了《域外壁画集》。他对敦煌艺术极为爱好，1948年“敦煌艺术展”在上海展出时，他曾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时他又在信中对我们多年在沙漠戈壁中，为祖国保护敦煌文物艺术表示衷心的慰问，并殷切地希望我们坚守岗位，继续努力，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荒凉的大西北沙漠中，几经风雨，苦度8年岁月的我们，在今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慰问和鼓励关怀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心和爱护，恰恰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文化工作残酷的摧残破坏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期间，我们又陆续收到来自北京、沈阳、上海等地的不少慰问信件、书籍及有关党的文艺政策宣传资料，其中有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的学习文件。这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在我们所里也有少数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文艺文物政策的人。他们以左的面貌出现，把挂在上寺的清朝道光十一年“雷音寺”的匾额和九层楼大佛殿有关修建九层楼大佛殿的历史记录的匾额等统统都拉下来了。1949年10月20日，酒泉军分区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由于军分区负责同志不了解我们文物工作的性质和目的，对于像我这样在法国留学10年的留学生，聚集在戈壁沙漠中工作很不理解。当时听了我们所某些人的谗言，把研究所的工作定为特务性质，错误地没收了我们的发电机、照相机、收音机、绘画和办公用品，还进行了搜查，到我住宅正式向我宣布“要彻底清点你所有的一切财物，不准转移，听候发落”，并抄收了我的绘画用品、照相机、缝衣机等等。这种错误做法，后来酒泉地委闻讯后，立即加以纠正。1949年12月底，酒泉地委书记贺建三同志和酒泉专署刘文山专员亲自来到研究所，向我们道歉，并作了必要的说明。他们说由于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敦煌艺术研究所业务的性质和常书鸿所长领导下艰苦工作的精神，你们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应该受到党和国家鼓励和保护的。刘专员还带来了大量的小米、棉军服、棉鞋、皮手套等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并退还前些时被错误地没收的所中公物和我私人财产。除了表示慰问，他还传达了地委刘长亮书记的指示：大家要在常书鸿所长领导下，继续为祖国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做出努力。酒泉地区党委对于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们全所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了。大家又开始了临摹和研究工作。但也有少数人，过去虽然在所里从事过临摹等工作，一解放，认为只有跟解放军去搞土改才是革命的，而视临摹和研究是与封建迷信打交道，是错误，于是闹情绪，打报告要求离开。酒泉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同志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并专门派汽车来接研究所的一些干部到酒泉去过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我和李承仙等少数几个同志为了照管所中的日常工作仍然留在千佛洞。为了欢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绘制了新年画。这些工作得到敦煌县委石志刚书记等同志的支持和鼓励。同时，驻敦煌的解放军队伍以及进疆的解放军部队，他们需要大会和会议室礼堂内用的大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我也十分乐意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我和李承仙在二三米高的白洋布上，用炭精粉绘制一幅又一幅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在敦煌，这个小小的古城，我亲眼看见解放几个月以来的显著变化。我们一面画像，一面从心里认识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春节后，在酒泉过春节的一些同志回来了，天气也逐渐暖和了，已经到了每年最好的进洞窟临摹、研究的季节，但受左倾思潮影响，一些同事坚持不再进行宣传封建迷信的壁画临摹工作，提议搞大生产。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下，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对壁画和彩塑进行分类临摹和研究的计划，而全部投入了蔬菜和粮食的生产。在千佛洞围墙内的一片小土地上，我们种哈密瓜、芹菜、洋芋、韭菜、小麦、胡麻等蔬菜和作物。在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少数人还提出每周评选一次所长，每周评定一次各人的劳动报酬等计划，迫使每个人不管身体好坏都得到田间劳动，一直到1950年秋天天气转冷时候。看看这么多研究人员全都放弃了研究工作，而整天看上去在劳动实际上无所事事的情况，我不得不把所中存在的严重情况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郑振铎局长作了汇报。不久我便接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通知，将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派员来所解决问题。9月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处长、张明坦副处长前来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他们随身携带了不少慰问品，其中包括我们工作中急需的收音机、绘画颜料、笔墨纸张、文化用品等等，还给我那出生不久的儿子嘉煌送了一套大红缎绣花衣服。当孩子的妈妈李承仙再三推辞不肯接受时，张明坦副处长说：“这是党组织对你们的关怀，非接受不可哟！这也是延安解放区的老规矩，是军民一家干革命的老传统，这一点礼物务必全部收下！”他们含有真挚感情的话，使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感到温暖，不禁流下热泪来。就这样不到半天，张明坦同志及我们原来早已熟悉的画家赵望云同志就同大家打成一片了。四五天过去后，适逢传统的中秋节，根据赵望云和张明坦同志的提议，举行一个象征全所团结的“月光晚会”。月光晚会在中寺前院两棵大榆树间露天举行。这天晚上，戈壁滩月光如洗，桌桌摆满刚摘下的大红枣、桃、梨、哈密瓜、白兰瓜、西瓜和大如面盆、上面雕刻着敦煌藻井图案的胡饼，显示出敦煌地区特有的秋色。画家又是书法家的赵望云同志嘴中含着香烟低着头，拉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抒情曲调，晚会在锣声中开幕了！尽管晚会开得不错，但我总感觉到有些人思想还在作怪。我对张明坦同志表示了我的担心。张明坦同志劝我说：“思想工作要慢慢来，不能求之过急。”并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要在本月晚些时候在西安召开西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你是文化部早已决定了的代表，现在这里的初步工作已告一段落，你就和我们一道去西安开会吧。”

2.筹备京展

      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处长和张明坦副处长，在离所之前对我们过去的研究保护和临摹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许，并积极热情地帮助我们做出了七八年来工作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决定了今后的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及工作人员工资待遇等等。从此，我们敦煌艺术研究所就直接受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了。

       9月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管工作完毕后，我接到西北文代会的邀请，要我随赵望云、张明坦两同志同去西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所中工作安排以后，我与赵、张两位处长离开了千佛洞，到敦煌县城准备搭车东去。就在即将离开敦煌县城的前夕，赵望云处长和所中一些干部在县城秦腔剧院看戏，我和张明坦副处长在招待所聊天的时候，接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给我的急电，内称：“经中央研究决定，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敦煌文物展览会，请速即携带全部敦煌壁画摹本和重要经卷文物来京筹备为要。”我拆看之后，随即将电报交给张明坦同志。张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摹本是否在敦煌?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因为绝大部分摹本曾经于1948年携去在南京和上海公开展出。我汇报说，那时国民党已在崩溃前夕，物价飞涨，金圆券暴跌，人心惶惶，虽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但上海展出后，仍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建议应该彩色出版图录。上海《大公报》曾建议政府投资印行。我曾经去信教育部要求拨款在沪印刷出版，但那时南京政府已决定迁移广州，回信说是目前无法考虑出版。上海热爱敦煌艺术的有心人见国民党不肯投资，有些私人向我表示愿资助出版。郑振铎先生第一个表示愿意个人投资出版，并邀我到他寓所面商出版事宜。那时他正在用珂罗版精印《域外壁画精华集》，堆满了一大间房子。郑先生还亲自签名送给我一部刚印好的《域外壁画精华集》。后来因战乱和国民党教育部要索取全部壁画摹本去台湾，我设法将摹本隐藏在上海和杭州两地。我对张明坦同志说，那次展览的摹本现在还在上海和杭州，可以很快取到；另外还有1949年所临的壁画摹本仍在所里。为了开完会不再返回敦煌取其他的文物资料，必须这次就随身带走。但当时距第二天出发的时间上午9时整只有12个小时。敦煌县城又没有至千佛洞的汽车，走便道也得七八十里路，要经过二层台大沙梁，怎么办?张明坦同志焦急地看着我。我立即决定自己骑马连夜返回千佛洞，取进京参展的文物。在中秋明月下，我独自策马奔向戈壁滩。

       驰马赶到千佛洞，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留守在研究所的李承仙、黄文馥、欧阳琳三位女同志。她们听说敦煌艺术要到人民的首都去展出，一个个都忘记了半夜的疲倦，赶紧与我共同检点六朝写经、唐代绢画，以及1948、1949年临摹的各种壁画代表作品、专题小品，一直到三危山显露出黎明曙光、时钟已指到4点的时候。装了一个皮箱和一个长卷，捆在马背上，我又快马加鞭地一口气赶回敦煌。经过佛爷庙时，太阳从三危山上慢慢升起来，起早贪黑的沙边上勤苦的农民早已套上牲口开始在地上耕作了。等我跑进城时，已是上午9点钟，一辆大卡车已装得满满的。张明坦坐在车顶上对我招手说：“就等你上来开车了！”我下了马，把从马背上取下来的皮箱和长画卷交给张明坦，爬上卡车，汽车随即发动。我擦擦脸上的汗水，对张明坦同志说：“总算赶上了。”车子加了油正在发动时，忽然从“财神巷”我所驻城办事处跑出三个所里的青年人，拦住车子向我喊道：“不能走！”“把你的展品放下来，才能走！”我说：“为什么不能走?这是昨夜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打急电要我带去北京开展览会的，请示了张明坦处长决定的。”“有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电报也不能走！”有人叫喊着，“决定了也不能走！因为这是错误的决定！我们不能拿牛鬼蛇神、封建迷信的东西到庄严的人民首都展出！”我说：“这是郑振铎局长的指示。”一青年接着说：“郑振铎的指示也是错误的！”我对于这种一贯以幼稚的、左的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的做法，非常气愤。于是我只能看着张明坦处长，要他作出决定：“您看怎么办?”他看着我手中拿着的一卷壁画摹本说：“你把手中那卷画留下来罢！”我闷着一肚子的气，将手中一卷壁画摹本交给了他们。汽车开动了，离开敦煌时已10点半了。我对张明坦和坐在司机台上的赵处长说：“这帮蛮不讲理的人行为实在幼稚可笑，如果我们没有寄存在南方的大量摹本，敦煌文物在首都的展出将成为不可能的了！”“那也决不能让他们如此放肆！”坐在司机台中的赵望云同志愤怒地表示，“刚才发生的事是无理取闹的捣乱！”汽车冲过甜水井沙窝子，很快地在敦煌至安西的公路上加速前进。

        因为赶路，汽车经过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在河西走廊上日行夜宿地赶了3天3夜。在兰州住了一宿，继续乘汽车东行，越过华家岭、天水、宝鸡到达丝绸之路的故都——西安。

        西安，这座历史古城，解放后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所在地，是广大西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的中心。我们到达后就受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柯仲平部长等领导的热诚接待。通过赵望云、张明坦同志的介绍，第一次会见了延安的老诗人柯仲平同志。他用慰问的口气，表示热烈欢迎来自敦煌宝窟的同志参加西北文代会。张明坦同志还介绍我会见了习仲勋主任以及王元方、石鲁等同志。他们都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西北革命文艺老干部。通过我和他们的会见，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解，初步认识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以及如何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和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的辨证关系。这次能来西安参加西北文代会是我一生文艺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时期。第一次西北文代会是由彭德怀将军讲话开始的。他主要说明文艺和工农兵相结合，并不是要文艺工作者都来当兵，现在全国解放，国家建设时期，需要文化艺术的发展。彭总的讲话，使我明白了我们所存在的放弃敦煌研究和保护工作的思潮是左倾的错误观点。

       西北文代会期间，地方剧团分别演出了西北各地的地方剧种。除观摩演出外，会议还组织安排我们参观了长安古都周秦汉隋唐等11个朝代的文物古迹。通过参观访问，使我知道最早的西周奴隶制社会是在西安附近建立的。由于关中的自然条件优越，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在灞河南岸公主岭上发现的“蓝田猿人”化石，揭开了五六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历史篇章。在渭、沣、灞、河两岸阶地上，又是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如半坡遗址，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村落。周人初期生活在关中西部，经过几次迁徙，后来定居在岐山、扶风之间的周原。在周文王、武王时期，已把王城移到今西安城西沣河西岸，建立了镐两京。在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兴兵灭商后，镐就成为西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大的京都。在这里，先后有秦、西汉、隋、唐等11个朝代建都，历时一千一百多年，是我国建都较早、为时最长的都城。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留下不少气宇万千、金碧辉煌的建筑，以及名胜古迹、艺术珍品。但因年湮代远、几经沧桑，秦时的阿房宫，汉代的未央宫，唐代的大明宫，这些壮丽的伟大建筑都随着兵燹战乱的破坏，至今只是一堆残砖颓垣，供人们凭吊而已。

       长安古代遗址中与敦煌佛教艺术关系最密切的，是唐高宗为纪念高僧玄奘而兴建的兴教寺、大雁塔和慈恩寺。据古籍记载，慈恩寺修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是唐高宗李治为太子时，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造的，所以寺名“慈恩”。唐代高僧玄奘为了保护佛经，建议修造大雁塔。这个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初建时只有五层，高180尺，武周长安(701)年间重加修建，由五层加到十层，后经损毁再经修建，现为七层高塔。那天，我随参加西北第一次文化艺术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道瞻望高塔，联想到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从唐贞观三年(627)至贞观十九年(645)，穿越浩瀚无边的戈壁沙漠，翻越岩峻岭，背负佛像和经籍，不管盛夏和严冬风霜雨雪，白天和黑夜，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历时19年步行5万里的西游历程。他把中国的古文化介绍到印度等国，又从印度带回657部梵文经典。回国后，在西安慈恩寺内译经达10年之久，创立了中国佛教的一大支派———慈恩宗。这位匡古少有的一代宗师不仅给我们以刻苦钻研的勇气和力量，而且使我感到保护和研究敦煌佛教艺术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在参加西北文代会后，根据郑振铎局长来信的指示，为尽快完成首都敦煌艺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要我火速去京研究筹备事宜。我于1950年10月与赵望云同志一起从西安来到首都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炮火硝烟中我匆匆离开这座古城，距今已13年了。今日的北京与昔日的北平真有天壤之别。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古老的正阳门两侧有轨电车叮叮当当来回奔驰，扩音喇叭播送着“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军呀……”雄壮的歌声，到处红旗招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中国站起来了，怎能不叫亿万人民欢欣鼓舞！

        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所在的北京团城楼上，郑振铎局长和王冶秋副局长亲自接见了我们。我与郑振铎自1948年11月在上海分手至今也已两年。我们不约而同地讲：“我们真是后会有期，两年来好吧！”郑振铎向我们谈了这次中国决定在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他说：“展览能作为当前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之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我们工作的第一次检阅和召唤，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展览会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主办。为了取回1948年分别转移在上海、杭州的敦煌壁画摹本，我派李承仙、常沙娜两人于1951年元月到上海、杭州两地，取回寄存在上海亲戚朱惠康先生家中和杭州亲戚常书林家中的全部敦煌壁画摹本。他们为我们妥善保存了全部摹本，毫无缺损，使我们十分感激。

       为了积极进行工作，文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决定借历史博物馆西朝房为敦煌文物展览会联合工作室，筹备展览工作。筹备工作在郑振铎和王冶秋主持下进行，在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关学者、专家、教授夏鼐，向达，王重民，徐悲鸿，梁思成，周一良，周叔迦，邓以蛰，王逊，沈从文，阴法鲁，陈梦家，董希文，傅乐焕，阎文儒，宿白等热心帮助指导下，由潘洁兹、李承仙、常沙娜和历史博物馆的同志们负责编排布置。自1950年12月开始，经过近五个月的紧张工作，于1951年4月初筹备就绪。开幕之前，郑振铎局长还在团城——当时是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所在地，召集首都有关敦煌学及敦煌艺术研究专家举行会议。郑振铎报告了敦煌文物展览会筹备的经过，提出敦煌石窟艺术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祖国民族艺术自4世纪到14世纪前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原原本本的无比重要的宝库。“而这个宝库，像藏经洞宝藏一样受无缝不钻的帝国主义者们的觊觎，他们借考古为名，像在云岗、龙门一样，胶粘、斧砍……当我们叙述着一部我国近五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经过，也便是叙述着一部我国文化、文物近五十年来被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惨痛经过。这一切使我们提高了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彻底干净地扫除了百年来帝国主义的腥膻，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我们决不允许过去的那种被侵略、被掠夺的惨痛史重演！只有在人民政权之下，才能保护人民最高艺术创作与文物，而不令其遭受掠夺与破坏。这便是敦煌文物展览的主要意义。”郑振铎的讲话，受到在场专家们的热烈鼓掌。

       郑振铎先生学贯中外古今，著作等身。我在去法国之前，由当时在杭州的作家王以仁介绍，1924年第一次在杭州梅花碑旧书店看到他。他手里拎着一个大包袱，包着他从旧书店里收购来的明、清善本书。他笑着问我：“你喜欢《小说月报》吗?”王以仁先生说：“他就是西谛先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的主编。”我说：“我喜欢读《小说月报》的小说。”“那很好。”郑振铎先生说，“我以后给你寄几本。”不久，果然收到他寄来的好几本《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和《东方杂志》等，从此引起我对文学的爱好。所以当1948年6月，我在上海办“敦煌艺术展览”时，他特地到大新公司展览会场来找我。他说：“这次敦煌艺术展览在上海影响很大、很好。”他很想把全部展品印刷出版，为此，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研究如何有计划地把敦煌壁画印刷出版。他还亲自签名送给我四本他编辑的《域外壁画集》，该画集是用珂罗版精印的。临行时，他问我的行止。我说：“这几天教育部派专人来沪催我带着全部展品到台湾展出，我已断然拒绝，处理一下展品的安排后，就返回敦煌。”握手道别时，郑先生信心百倍地说：“我们后会有期！”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倒叙难忘的过去这一段“后会有期”珍重道别的插曲，是因为在解放前，郑振铎先生就不仅是一个专家学者，而且是一位真正爱护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战士，是一位一贯如一地热爱祖国文化艺术、热爱祖国的赤子。他在解放前就完成了《敦煌俗文学》的写作。在我的成长和敦煌工作中，他一直给予关心、支持和鼓舞。他既是师长，后来又是领导，但不管如何，他对我总是坦诚和信任的。解放初期，当我在敦煌受到所里那些干部威胁并扬言要对我清算斗争、扫地出门的时候，他来信要我坚守岗位。所以，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他时，心里是多么感激和兴奋啊！

3.接待周总理参观展览

     “敦煌文物展览”的展出会场设在故宫午门楼上。4月7日是星期天，这天上午，布展的同志们都休息去了，展览会场只有我一个人在校对整理展品，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今天下午有一位首长要来展览会场参观。我说今天是星期日，同志们都不在会场。打电话的同志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常书鸿。”那人回答说：“只要你来接待就可以了。请你在下午3时准备接待，不要外出。”我向历史博物馆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张秘书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请他下午3时一同接待。这天下午2时，我和张秘书早早来到午门楼上，望着端门的进口处，当时天正下着细雨。两点半时，我看到一辆小轿车从端门朝着午门开过来，最后停在午门城楼下。警卫员先从车中走出来，并把他带着的一件淡蓝色雨衣，披在下车的首长身上。我和张秘书同时走到前楼台阶上迎接。我们发现健步走上台阶的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看到我们没有拿伞，站在细雨中等候他的到来，就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脱下来交给警卫员。我们见到总理，张秘书先为我做了介绍，总理马上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热情地看着我说：“早已知道你了！记得还是在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岩也曾看到你们办的敦煌摹本展览会。已五六年了。但那次只有一二十件展品，现在规模大得多了！”我说：“我也知道早在五六年前，总理就对我们的工作给以支持和鼓励，正因为您的鼓励和支持，我们才得以继续工作。”这时总理满意地望着午门楼上大厅里张挂着的数以百计的摹本和展品及经卷文物等。它们引起了总理的关切和兴趣。

       第一室中有一幅横披白底红字的大标语。标语前面写了“代序”二字，接着写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片段：“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借鉴。”总理在这个大标语前站着，仔细地看后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仍然非常重要。全国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如何从人民生活中吸取养料，批判地对待古代民族的历史文物，从古代封建社会和现在资本主义的各式各样的创作中，批判地吸收其中对革命有益的因素，作为我们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与帝国主义斗争(指抗美援朝)的任务。我们敦煌灿烂的文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昏庸的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放任不管的情况下，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和破坏！这个展览会起到了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作用。我们自1945年在重庆见到你们初步的临摹工作时，就鼓励你们要在困难中坚持工作。直到今天看到你们如此丰富的业绩，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当时亲聆总理的赞誉和教诲，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了句：“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总理爽朗地说：“不！决不是这样！你们长期在敦煌艰苦的环境中，做了不少工作。”接着总理又说：“看了你们这许多临摹作品，想敦煌艺术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全盛时期，我想请你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呢?”我说：“我过去在法国是学习希腊罗马时期西洋美术史的，对于祖国的艺术毫无所知，这几年虽然在敦煌用心研究，但我学习得很不够，只能简单地说说。敦煌艺术，是汉魏以来佛教自印度传入后，中国民族造型艺术突飞猛进发展的结果。在此以前，中国古代艺术，主要通过墓葬壁画、明器、俑人以及祭祀时用的器皿等反映出来。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相应地由天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使文学艺术原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举贤戒愚的主题内容，改变为宣传佛陀一生及佛陀在成佛之前的芸芸众生的宗教内容。通过宣传要人们相信，只要善男信女一心念佛，人人都有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大乘佛教与早期印度教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分贫富贵贱，简单的念佛修行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佛教就越来越符合广大民众的希望和幻想，成为世界宗教之一。宣传这种来自印度难明难解的异国佛教教义，需要用艺术的手段来加以烘染和解释。这就是地处丝绸之路要隘的敦煌佛教艺术经过千年的不断产生和发展，因而才能够留传给我们如此丰富而且灿烂的佛教艺术遗产的主要原因。”总理一直在注意听我讲，有时对着展出的摹本不断地点头。他对428窟北魏飞天的摹本感到笔触、用色非常有力、浑厚。他说：“我看这和云岗、龙门石窟雕刻一样，其气势之雄伟，造型之生动，使我们体味到中国艺术的`气韵生动'四个字。从敦煌壁画摹本看来，表现得更加突出。”总理停了一刻继续说：“当然，雕刻在石头上展现的是刀斧之功，这里在壁画上却是笔墨之力，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是当时评选中国画创作的标准。想不到在敦煌壁画中得到了印证！”总理对敦煌艺术的高论，使我十分钦佩，欢喜赞叹，真是胜读十年书。总理又回过来看北魏428窟董希文临摹的《降魔变》。他对这张画很感兴趣，在仔细地欣赏魔兵外道的服装和魔女变丑妇的描写时说：“这些笔触，颇有龙门十二品、魏碑上龙飞凤舞的气魄。”他说：“有些神鬼的造型，使我想到———可能你也记得，巴黎圣母院檐上装饰着的怪兽的造型。”总理敏锐地感觉到了敦煌北魏艺术与欧洲艺术之间的有机联系。巴黎圣母院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代表。哥特式艺术是希腊罗马艺术与少数民族哥特人的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敦煌北魏时期艺术，实际上也是汉族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族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我向总理表达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时说，这是否可以说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征兆呢?魏晋时期的其他艺术也是这样，如书法艺术，从殷墟甲骨文经商周、秦汉至魏晋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晋代的王羲之、陶渊明、顾恺之等在书法、绘画等方面独领风骚时，也正是敦煌石窟艺术开始确立之时。敦煌石窟除壁画外，还有大量写经、绢画、刺绣等珍宝。敦煌艺术，实际上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缩影，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光辉结晶。我将敦煌的千年发展称为“敦煌世纪”，“敦煌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世纪。我大胆地向周总理说出了自己上述不成熟的看法。总理笑着对我说：“那也是一家之言吧。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和研究敦煌学的同志们共同探讨。因为这是关系到民族文化历史的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要大家根据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行学术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家盗窃了敦煌的文化艺术宝藏，一到他们国度里就进行`敦煌学'的研究，而我们反而默默无所作为，那我们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

       总理在看到257窟《鹿王本生故事》画以及428窟北魏《舍身饲虎》那一条用之字形连环发展的长幅故事画时，惊异地对我指出：这不是我们古代的连环故事画吗?这样卷轴式横幅展开的连环画创作方式，为什么不为被我们今天称为“小人书”的儿童读物所采用呢?为什么在这方面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呢?面对如此宝贵的民族艺术遗产，你们应该当仁不让地振臂一呼，使敦煌石窟艺术宝藏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新生。面对总理对我们的鞭策和期望，我当时表示一定要把总理的指示在工作中贯彻下去。总理好像发觉了什么似的，望着我继续说：“当然，工作是一步一步来的，你们多年来在沙漠艰苦地区工作和生活，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敦煌文物，介绍宣扬敦煌文物，尤其是开凿在长达1公里崖壁上的四五百个布满了千百年前古代艺术家创作的雕塑和壁画的石窟，其保护工作是繁重的。从今天我看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可看出，你们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工作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做的……”接着，我给总理继续介绍隋、唐盛世的大幅壁画。总理对于敦煌隋唐金碧辉煌的壁画十分欣赏。他说通过你们的摹本，使我认识到：中国唐代壁画与佛教内容相结合之后，绘画题材广泛了。唐代绘画名作《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历代帝王图》，还有《外国图》的绘画风格已经反映在唐代敦煌的壁画中，如东壁的《维摩诘变》，北侧画的汉代帝王和侍臣，南侧画的维摩身后的外国王子，与画史上记载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外国图》都相符合，也反映了唐帝国当时国势强盛，外国人来朝盛世的情景。

       既吸收了域外的因素，又发挥了民族传统的敦煌唐代艺术，应给以很高的评价。我在一些飞天的摹本上强调了吴道子的“吴带当风”的飞天特色，也是根据这种吴带的出色描写，唐代及以后的“飞天”无不临风起舞，婀娜多姿，这表现了南齐谢赫所强调的气韵生动的特色。另一方面，我又向总理指出：与吴道子差不多同时专作佛画的画家曹不兴，他是以描写犍陀罗塑像的衣褶闻名的画家。那种僧人穿着紧贴在身上的袈裟的描法，被称为铁线描。因此，当时评论家以“曹衣出水”称赞曹不兴，而以宽松的衣褶为“吴带当风”盛赞吴道子。这说明了唐代很多著名画家都以佛画出名，也说明当时佛教艺术在朝野的风行。敦煌壁画中出现大幅“西方净土变相”等构图，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壁画中的所谓变相，是根据佛教经典，把其中所叙述的信仰中心或是依据佛传或本生故事等的局部画出来。但经典内容讲教义的多，抽象难懂，画家挑选其故事发生的地方或其他容易图绘的部分表达出来。如《西方极乐世界》被描绘得像天上宫殿那样富丽堂皇，佛和菩萨、飞天、伎乐、七宝八珍等有声有色，无不包罗在内；又譬如说把某一尊佛以及他的侍从和他们在净土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一幅完整的构图表现出来。这样就使敦煌艺术成为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的宝库。总理对敦煌艺术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创造的文化，在敦煌四百多个洞子中还有更了不起的东西，对于这些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地把他们很好地保存下去。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保存下去是为了批判地吸收它们民主性的精华，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时的借鉴。另一方面，通过这次敦煌文物在北京的展览，要全国人民知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歌颂伟大的人民，伟大的祖国。

        最后，总理跨入了第三陈列室——《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一带文物罪证》。这里除了一张19世纪帝国主义劫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表格外，还陈列了被盗窃去的新疆和敦煌一带的壁画、绢画的照片百余件，还有重要的文书照片等。总理说：“这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破坏我国的文化。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同仇敌忾，举国动员起来进行抗美援朝斗争。这个展览会必将起到激发我们爱祖国、爱祖国灿烂文化的作用。因此，你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的工作，今天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总理临别前还亲切地问到我们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并鼓励我们要再接再厉，要一辈子在沙漠中把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干到底。我当时以激动的心情，向敬爱的周总理作了坚决的保证。

4.人民的表彰

       总理参观后，“敦煌文物展览”于4月10日举行预展，接待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首长及文化艺术、文物、科学各界人士二百余人参观。4月13日正式公开展出。郑振铎局长亲自主持开幕式，而且把荣宝斋赶印出来的、由郑振铎撰写序文的《敦煌壁画选辑》分赠给参加开幕式的来宾们。郑振铎局长和我以及筹备展览的同志都到会场作说明接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曾亲临会场指导，并挥毫书写了“这样规模的研究业绩值得钦佩，不仅在美术史上是一大贡献，在爱国主义教育上贡献更大”的题字。胡愈之同志也题了字：“我从这里认识了我们祖国的伟大，也认识了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伟大。”这次展出的敦煌文物、文献及壁画摹本等共计1220件，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展览会。

       此次展出的六朝写经是1944年8月间，在敦煌莫高窟中寺(即皇庆寺)后面土地庙神像腹中密藏的，共计68件(其中第68件系8件残品)，其中精品16卷。

       发现这批非常重要的六朝写经也是偶然的。在1944年建所初期，一切都因陋就简，对付着过。为了解决从莫高窟到敦煌县城的交通问题，凭着我们的关系，当时的敦煌县县长陈西谷热情帮助，将法院处理走私鸦片案收缴的一匹红棕马送给我们，连同原来买的两头驴子，一头拉车的黄牛，所里共计有四头牲口。饲养这些牲口需要草料和储存草料的房屋。我们选择了位于中寺后面的小土地庙。在土地庙里有清朝末年制作的三尊泥塑。因为这些泥塑制作技巧也不太好，价值不太大，我们就决定把这三尊像移到河对面塔中去。老工人窦占彪负责三尊塑像的搬迁工作。1944年8月30日这天，他突然急冲冲地跑来向我报告，说在搬迁这三尊泥塑时发现这些泥塑的中心支柱在基座下埋得很深，因为没有别的办法移动，只好拆开塑像，拆开后发现泥塑中心支柱是桃木的。敦煌塑像的一般制作方法是先在中心立一根木头，在木头上端再绑上一根短木头，呈十字形，周围用芦苇和麦草严实地包起来，再在上面用麦秸和泥作大致的形状，然后用绵和泥来完成细部和表面，最后才着色。敦煌的古代居民，大都迷信神灵，他们相信使用桃木可以避邪驱鬼害，因此选择了桃木作泥塑的中心支柱。令搬迁工人奇怪的是，包木头的材料不是麦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经残片。所以，他就立即来向所长报告。我立即到现场查看，的确很奇怪，包裹在中心支柱桃木上的确实是写经，仅仅包扎着写经，也没有用泥和水，所以保存得很好，纸质又细又薄，墨色焦黑，书法严正，遒劲有力。敦煌六朝写经真迹的发现，的确是空前惊人的发现。为了鉴定检查以昭郑重，我特地邀请正在敦煌佛爷庙发掘晋墓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专家夏鼐、向达、阎文儒等参加我们的工作。当时所中全体职工董希文、李浴、陈延儒、张琳英、苏莹辉、邵芳、陈芝秀、辛普德、刘荣曾等也共同参加了验收工作。这次发现敦煌北朝写经的专文报道刊登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四月二十日兰州出版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敦煌艺术特辑”第1期上。

       这次发现是继1900年震撼世界的敦煌石窟藏经洞之后的又一次意外的重大发现。写经虽然数量不多，而且残损，但全系北朝写经，它的意义却是很大的。据现已去世的当时七十多岁的敦煌莫高窟上寺(即雷音寺)住持老喇嘛易昌恕回忆：土地庙和上寺———雷音寺同时建于清代道光十一年(1831)间。上寺门口还有“清道光十一年建雷音寺”的匾额。土地庙神像是道光年间建土地庙时塑造的，比1900年发现的敦煌藏经洞早69年。这就可以断定，这批新发现的北朝写经绝不是第17窟藏经洞里的东西。那么，这些写经是哪里来的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有待今后工作中继续探讨。

        这次展出引起了首都中外参观者的极大热情和关注，外交部还特定了一天专门用来接待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一位瑞典公使兴奋地说：“我国有一个敦煌学专家叫高本汉。他毕生研究敦煌学中的文书写经，在文字书法上做文章，但从来没有讲到有关敦煌壁画艺术的成就。可惜他已去世了，否则我一定要请他看看在敦煌学的宝藏中，还有许多珍贵的佛教艺术遗产。”人流如潮的首都参观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千余年前祖国劳动人民在敦煌所创造的敦煌艺术和文物等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劫夺祖国文物的可耻行为。热情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在留言簿上纷纷表示了自己对祖国文物的爱护与对帝国主义者的无比愤怒。我没有想到七八年来我们在沙漠上艰苦的工作，今天在革命的建设事业中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起着如此积极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这次展出获得很大的成功和反响，全国多家报刊、杂志都纷纷撰文介绍敦煌文物艺术，并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赞扬。《人民日报》除了出《敦煌文物展览》一整版图画和文字的专刊外，还由柏生同志——《人民日报》记者，撰写了一篇题为《艰苦工作八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的专文报道。在展览会结束前，中央人民政府于6月6日再一次隆重给予我们全体工作同志奖金和奖状。

       颁奖大会是在中国科学院礼堂举行的，会后还举行了宴会。科学界和文艺界郭沫若、沈雁冰、阳翰笙、李四光、吴有训、王冶秋、陈梦家、阴法鲁、王重民、张衔、董希文等参加了颁奖典礼(郑振铎因出差在外未能出席)。由我代表敦煌文物研究所接受奖状和奖金。郭老将奖状发给我时还讲了鼓励我们的话，要我带领全所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为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做出更大更好的成绩来！

       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8年来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从事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摹绘和研究工作，成绩很大，对我国自北魏、隋唐以来千余年间劳动人民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尽了宣扬和保护之功，特呈请政务院批准，发给该所全体工作人员奖状及奖金，以示鼓励。”

       郭沫若副总理亲笔书写的奖状：“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伟制，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颁奖状，以资鼓励。”这张奖状不是一般印制的奖状，而是特制的，长4尺，宽2尺，边上画着富丽堂皇的敦煌唐代图案，并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朱红大印，十分庄严。当我代表全所工作人员从郭沫若手中接过奖状时，幸福、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思潮翻滚，百感交集。

        奖状不幸在1968年一次对我的批斗会上被划了两个大叉叉。1978年，在北京第一次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上，根据群众的意见，才由苏州工艺美术厂同志用泰山石精心刻制了一块碑石，现存敦煌文物研究所陈列馆内。

        获奖的当天晚上，我伏案疾书，把这一喜讯向全所工作人员汇报。记得我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天的问题是，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政府给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我们应该再接再厉，以忘我的热情和劳动，更进一步对敦煌文物加强保护和研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敦煌文物进行批判地研究和分析，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时的借鉴。”

        当晚，我回忆着解放以来的一幕幕令人振奋的情景，想到党和人民对敦煌事业的巨大支持、关怀、鼓励和鞭策，激情满怀，辗转难寐，半个世纪以来令人痛心凄怆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人们都知道，1900年5月26日，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初期我国文物考古方面震撼世界的伟大发现。它使我国中、古时代自4世纪到14世纪千余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以活生生的逼真的艺术造型和文字手卷公诸于世。但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孱弱，以及地方官吏的昏庸和无知，自1907年以来，听任斯坦因、伯希和、柯斯洛夫、勒哥克、格仑俄特和橘瑞超等帝国主义分子纷纷窜来敦煌千佛洞，采用种种利诱、诓骗、恐吓、威胁等软硬兼施的卑鄙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刻本、佛画、丝织物等等珍贵文物。他们把所窃赃物据为己有，并作为“善本”、“珍品”封闭在伦敦、巴黎、列宁格勒等地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甚至不让中国人过目、抄写、拍照。

       可喜的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国内的敦煌石窟艺术文物已全部回到人民手中，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而这个艺术主体如今在人民手中得到珍视爱护，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破坏了。今后，我们要永远做敦煌艺术宝库的忠实守卫者，让伟大的敦煌艺术世代相传，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