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敦煌 ——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选载(一)

常书鸿  发表时间:2016-12-19

摘要: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是常书鸿先生的自传体著作。作者以亲切质朴的笔触,记述了他学习绘画、留学法国、任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生历程;特别是他为保护、研究、弘扬敦煌艺术而经历的坎坷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感人至深。全书共八章,本期选载的第二、三章主要写常书鸿留学法国和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的情况。

魂系敦煌

——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选载(一)

常书鸿


留学法国


1.巴黎学子

       1927年6月16日,我登上了一艘由上海开往马赛的达达尼亚大邮船。上邮船的舷梯时,兴奋的情绪就笼罩着我。梦寐以求的西方艺术、卢浮宫的藏画和雕塑将成为我的摹写对象,毫无掩饰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使我激动万分。

       船在晨雾中徐徐驶出港口,外滩的高楼大厦渐渐地变小了,模糊了。报时大楼上的钟声,穿破灰的雨雾,低沉地响着,黄浦江上粗闷的汽笛声也此起彼伏,浑响成一片,一阵阵传入耳中,使我的心情随之又产生了一种抑郁和伤感。当时的中国,充目所见的都是饥饿、流血和豪富的挥霍奢华。祖国的山河虽然秀美,但是艺术,绘画艺术的天地,在这个国家里几乎就像抛弃的垃圾,没有一席可栖存的土地。船尾掀起的浪花声单调地唱着,我突然感到了一阵酸楚,眼眶湿润了。母亲那张和蔼的脸,童年时钓鱼捉虾的湖边小湾,同窗知己沈西苓和一个个朋友熟悉的面容,像一幅幅画,闪现在我一瞬间似乎空白了的头脑里。

       不容我多想,一个船员已吆喝着向我招手了。我这次远渡重洋,是得到一位同学父亲的帮助。他花了100大洋搞到了一张统舱船位的证。住统舱是不能走出底舱到甲板上去的,要整日缩在船底。为了能看一看沿途的风土人情,并且挣点钱解决初到法国时的困难,我找到了在船上伙房里打杂的工作。洗碗盏、洗菜、削洋芋、杀鱼宰鸡等下手活,都由我一人承担。最让人难受的,就是从上海到马赛要在下舱底闷一个月的时间。经过地中海等海洋时,又正值7月炎暑,下舱密不透风,那闷热实在令人难熬。

       在途经西贡、红海、亚丁、印度洋时,天气炎热加上锅炉的温度,真是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经过印度洋时,大风大浪,剧烈的颠簸使得不少工人头晕呕吐,一两天吃不下饭,饮不得水。我虽然也感到不舒服,但欣慰的是,临行前母亲替我准备了一罐雪里蕻咸菜,实在吃不下饭时,便吃一点咸菜;加上从小喜欢走浪桥浪木,在大风大浪中经过一两天的锻炼,已慢慢地习惯了在摇摆中工作和劳动。

       结束了一个月的航海旅行,到达马赛,改换火车,直到到达梦寐以求的人间“艺术天堂”巴黎。

       那时,我认识一个杭州老乡郎鲁逊。他是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半工半读学雕刻的同学。他为我介绍到一个巴黎拉丁区中国饭店,当半日做工半日学习的临时工。我把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因为拉丁区是艺术中心蒙巴拿斯的所在地,那里有小型展览的画廊和供业余练习速写和绘画的格朗旭米埃画室。这个画室分人体速写素描、油画习作和静物画室,白天夜里都为业余或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开放,只要购入门票,就可以进去画画。画室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学生和业余爱好者,入场券有月票或周票,每次用票一张。模特儿的姿势和位置由模特儿自己安排。我住在科技学校路中国饭店对面的一个小旅馆的最上层阁楼中。房中一张小床,一个小窗户,一进门就要弯腰,只有到窗户口才可以直立。这是旅馆中最廉价的房间。为了节省开支,这是老乡郎鲁逊为我想方设法租到的。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热情友好的郎鲁逊带我参观了伟大的卢浮宫。从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印象主义,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达维的《拿破仑加冕》、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库尔贝的《画室中》,直到马奈的《林中之野餐》等伟大的艺术杰作,这样系统的、完整的展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中。它使我明白,绘画艺术通过各时代作家的努力,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在大自然和历史中的思维和创造。而且它们在演变发展中、在追求真善美的创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感到我到法国来的动机是正确的。我要努力钻研西洋美术史,我要认真学习西洋绘画。

        时值20年代后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弥补,欧洲已逐渐从痛苦的回忆中苏醒过来。只有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富有的画商成为这个艺术之都最受欢迎的贵客,成为这一时期世界艺术家集中的蒙巴拿斯和蒙玛脱的动力,加上巴黎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美术馆,各种流派作品的沙龙……这一切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艺术中心!当时,对于我这个盲目崇拜西洋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沉沦在西洋现代“五花八门”的艺术流派的海洋中,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受如饥似渴的求知欲的驱使,想到这样远涉重洋来到异乡的不易,想到艺术的学习不是朝夕用功可以解决的,我决心认真地长期地攻读下去。但家庭的困难和母校补助又都不允许我专门学习。正在踌躇中,来了转机。192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宿舍作画,突然郎鲁逊兴冲冲地来到我房间。他差一点把我抱起来。他说我已被录取为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这意外的喜讯,使我不敢相信。他拿出刚收到的《申报》。我在报上看到了浙江留法录取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不久,里昂中法大学的通知也到了。

       接到通知后,我随即到里昂中法大学报到。里昂中法大学是利用庚子赔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国留学生大学。校长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实权掌握在里昂大学法籍校长手中,他是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各项事务。当时国内军阀当权,为了安插私人,严密控制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生名额。1923年,陈毅、李富春等一批留法学生曾要求享受公费待遇。他们严词责问驻法公使陈禄,并围困里昂中法大学。此事在国内也引起广泛反响。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变选送办法,自1927年起由各省选派。

       我适逢其时,由于浙江大学的据理要求,得以参加考试并被录取。根据我选择的专业,我被分配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及染织图案两项。我因为没有国内专业美术学校的证书,所以不能投考插班,不得不从一年级开始。当时我已23岁,而投考这个学校的法国人,年龄没有超过16岁的。他们都是穿着短裤的小学生。我在他们中间学习的确很不好意思。但作为基础课,我情愿忍受着难堪,和他们一道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在学习中,真是如鱼得水似的,我的成绩很快赶上了二年级的学生。第二年,教师们让我跳班参加三年级的人体素描考试,结果也不错。那时候,由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转来的吕斯百、王临乙两位同学已升入分专业的三年级油画班、雕塑班了。吕、王两同学都以出色的成绩震动里昂美专。我也不甘落后,很快地在人体素描方面名列前茅。1930年,我参加了全校以“木工”为题的素描康德考试,获得第一名奖金,从而提前升入油画班。

       油画班的主任教授是窦古特先生。他原来是专门制作教堂彩色玻璃画的老画家,忠实地接受并且维护了达维以来的画院教学传统。当我第一次进入他的画室时,他冷冰冰地对我说:“对于你,我不否认你曾画了许多不坏的素描,这是好的。但到我的画室来,你不要再背上素描的包袱,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到我这里来要重新搞一个用色浆涂抹的油画。”用色彩及光暗的块和面织成的造型的总体,它既有色彩的运用,也有光暗远近的总体塑造。古代大画师,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丹多来都、提香,德意志的霍尔本,弗拉蒙的吕本斯,荷兰的伦勃朗,法国从达维、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米罗、塞尚、马纳、莫奈、雷诺阿、西斯莱、马蒂斯,一直到毕加索,他们刻画严谨生动的形象,给我们的印象是存在于大自然的一个完整的构图,永隽的纪念碑。

       在我们开始画油画之前,窦教授再三叮咛要我们先研究了解油画颜色的制作方法和各种油色的相生相克、调和与配合。他不让我们购置放在锡管中现成的油色,而要我们自己研究颜色本身的植物或矿物原料的化学成份与研制,调进油类和甘油的成份、剂量等。我们到一家绘画原料公司购置油色的粉状原料,然后进行试验和制造,学习过去大画家的用色习惯和调色的配合方法等。这段时间需要占两周左右。然后开始画布的制作,笔的选择,及出外写生必备工具的制备,比如画箱、画凳等。这一切都完成了之后,就开始绘画。第一天油画课是从一个老模特儿开始的。意外的事情是窦教授向新生宣布,只能用黑白两种油画颜色,一个星期内完成这幅肖像画。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意外的考试。用黑白两色画油画肖像,仿佛要一个长跑选手练开步走一样,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用油画画过不少人像、静物和风景画。但这幅两色油画创作过程使我了解到,作为一个初学油画的人,应该如何从木炭素描人像晋升到油画人像的表现过程,这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学习在国内是没有的。第二星期习作的课题,是用土红、黑、白三色油画人体的练习。这幅三色油画人体练习持续了两星期。这个练习使我对于土红在黑白两色之间所起的作用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第三次是使用全色油画绘制一幅色彩非常鲜艳的花果静物写生。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加上解剖学、西洋美术史、美术馆参观和幻灯教学(因为里昂美术馆就在里昂美术学校里,所以结合参观进行绘画是非常合适的),比之我参加蒙巴拿斯自由画室的学习,真有天壤之别。

       在巴黎时,冼星海来信曾劝我去里昂学习。我深深地感到这个建议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加强学习,我每天中午带了面包和简单的冷菜,在美术馆里边参观边吃。下午,我还去美术和染织图案系选课学习。这个系除绘制染织图案外,还重点设计应用于客厅、餐厅、寝室,以及火车站、旅馆、剧场的各种壁纸。我夜间还在里昂市立业余丝织学校学习,真是到了废寝忘食、如醉如迷的程度。很快地过了两年,我在业务上有了长足进展。这时在同校学习的吕斯百、王临乙已转到巴黎去了,沈西苓也在日本学习完毕,回到上海从事电影导演方面的工作。沈西苓告诉我,他认为绘画的局限性比较大,目前应该用戏剧和电影的综合艺术来唤醒醉生梦死的社会。同时,里昂美专的教授也鼓励我画几幅创作,参加里昂美术协会的沙龙展出。

       1931年秋,法国报纸刊载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本军队的铁蹄蹂躏了东北整片辽阔肥沃的土地,接着又向关内步步紧逼,中华民族的命运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莫不忧心如焚,都决心回国投身于迫在眉睫的抗战救国工作。窦古特教授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安慰我说:“当然日本人的侵略是不能容忍的,但你们是一个有4亿人民的大国,连年军阀横行,各自为政,当今救亡工作主要在于唤起人民一致抗日。你作为一个画家,应该用你在绘画上的才能,搞一点反映现时爱国思想的作品,这正是你们英雄用武的时候呀!”老师的启发,使我鼓起勇气,画了一幅《乡愁曲》的油画。一个穿中国服装坐着的少妇,面带愁容,正在吹奏竹笛。这是我第一次画人像创作,这也是我进入油画班第二年的一幅油画。老师认为这是一幅有中国风格的绘画。他鼓励我拿这幅画参加里昂沙龙展出,为此我获得优秀画奖状。

       1932年夏,我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同年,我参加里昂全市油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金选拔考试,以《梳妆》油画获得第一名中选。这个奖由里昂已故名画家捐赠基金委员会主持,每年进行全市选拔考试,得奖者享受公费选派赴巴黎深造。我以一个中国人也是中法大学学生得到这个奖金,所以还是按照公费奖金待遇赴巴黎深造。我选择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劳朗斯三世以严谨的画风著称法国画坛二百余年。他们都以画历史人物画为独步。劳朗斯善肖像人物,又精静物,以简练精到的新古典主义著称。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与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来到了离别4年的巴黎,旧地重游,这个古老城市的一切,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对我来说,已不像初来时那样孤独了,身边有了从国内来的妻子陈芝秀和在里昂出生的女儿沙娜。更难得的是在巴黎又和吕斯百、王临乙、曾竹韶、唐一禾、秦宣夫、陈士文、刘开渠、王子云、余炳烈、程鸿寿等一些老同学和朋友见面。他们都是从事建筑、雕塑、绘画各专业的能手。吕斯百和王临乙是在里昂毕业后先我们来到巴黎的。同学们热情地帮助我们建立工作室和家庭住宅。为了大家今后共同学习和生活,我们选择了巴黎第16区巴丁南路一个画家住宅区安家。以后,以我家为中心,每当工作和学习之余,每一个周末或过年过节,我家就成为聚会聚餐的地方。后来我搬到塔格尔路,并于1934年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唐一禾、廖新学、曾竹韶、陈士文、滑田友、周轻鼎、张贤范、马霁玉、陈芝秀、黄显之、胡善余、秦宣夫、陈依范、王子云、余炳烈、程鸿寿等人。徐悲鸿、蒋碧微夫妇来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时,也到我们这里来过。这位老一代的艺术教育家和画家,对我们在巴黎学习也作了宝贵的指教。

       徐悲鸿先生还参观了那时我在巴黎举行的个人画展。他对我画的《病妇》、《裸女》以及油画静物《葡萄》给以表扬。《葡萄》后来被法国著名美术评论家的评论认为,是一幅具有老子哲理耐人寻味的佳作。这幅画由法国教育部次长于依斯曼亲自选定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油画由现代美术馆馆长窦沙罗阿亲自来我个人画展会场代表法国国家购去,收藏在巴黎近代美术馆(现藏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1934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是1934年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朗斯画室中得第一名奖的作品,得到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也已由法国国家收购,现藏里昂国立美术馆。我的油画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先后获金质奖三枚,银质奖二枚,荣誉奖一枚,我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

       自1933年至1935年,我跟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教授劳朗斯学习期间,受到他的教导很多。劳朗斯老师从来不把他正在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但他却对我例外,给我看,并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画完以后再放放,看看,直至完善。我真是受益匪浅。劳朗斯教授不幸于1935年病逝。参加葬礼时,劳朗斯夫人含泪对我说:“教授在世时经常对我说,‘常'是他所有学生中最听话、最用功、最有成就的一个!希望你继续努力,不要辜负教授对你的希望!”

       我在法国已度过了9年零10个月的光阴。在这里一草一木的兴衰和时序变化中,在紧张的学习阶段,多少个日日夜夜,艺术大师们和他们那些杰出作品,都使我激动,促我思索,给我灵感和力量。那许多个带着面包点心在美术馆边参观边吃地度过的午休时间中,我站在里昂画家卑维司脱巨幅《林中仙人们》的杰作前面,享受作品中充满了性格和地方色彩的美妙和芳香,犹如欣赏19世纪法国文学家都德的《小物件》那样;站在德拉克洛瓦的《西岛的大屠杀》前面,伟大创作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和感受。我由衷地感到,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只是忙于开个人展览,个人称誉。所以中国的新艺术运动始终是没有中心思想,中心动力,像一个没有轴心的游轮,空对空的,动而无功!”(见《中国新艺术运动过去的错误与今后的展望》,1934年8月1日第二卷第8期《艺风月刊》)我们应当将自己的艺术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


2.艺术上的彷徨

       对于中国新艺术运动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我在去法国前后和沈西苓、冼星海、王以仁等有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商讨。十余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们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沈西苓从日本回来之后,放弃了绘画,在上海编导了电影《十字街头》,冼星海回国后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王以仁却以突然失踪告终,这都是他们对文艺工作实践的结果。而我,十余年来,虽经刻苦学习,1942年还踯躅在巴黎蒙巴拿斯街头。正如徐悲鸿先生在1942年为我重庆个人画展所写《序》文中所指出,“在留学国目睹艺事之兴替”;也正如一本由当代法国艺术评论家尚彼隆针对欧洲画坛写的《今日艺坛的惶惑》的论文集里所揭示的那样:五花八门的艺术倾向,直截了当地提出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几乎要崩溃的危殆的现象。欧洲艺术由于资本家和画商的直接操纵,已使巴黎画坛在20世纪30年代中,从立方主义,经过超现实主义到完全胡闹的“涂鸦主义”,彻底反映了丑化、恶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文化的崩溃。他们否定了造型规律,使艺术成为可以用符号代替的唯心主义抽象的东西。

       我一方面既厌恶文学艺术上形式主义的没落与颓废的现象,另一方面对于学院派一些陈陈相因、趑趄不前的绘画理论与实践也感到失望。我的老师劳朗斯的教导使我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一点进步,但所谓“新现实主义”,不过是老现实主义较为简练的改良而已!巴黎这个笼罩着美的神秘面纱的大都市,曾经是,现在还是我历尽艰险争取得来的心目中人类文明的中心,世界艺术的高峰,为什么如今在意识形态上贫乏到这种地步!

       在近代法国绘画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不满于欧洲死气沉沉资本主义现实的画家。他们为了追求真理,要求离开繁华的巴黎,去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印度、东南亚等另一个世界吸取养料,从事创作。其中最突出的是象征派的先驱者高更。他离开巴黎蒙玛脱到非洲塔西堤岛去从事创作。高更因为不满于绘画上形形色色的陋习,在1881年的一天晚上,将所有的亲戚朋友邀集在巴黎一家咖啡店中,发表了一篇向巴黎人告别的戏剧性的演说之后,次日就束装去塔西堤,在那里安家落户,终身从事艺术的探索。今天我设身处地,从自己这几年来巴黎的亲身感受,以及对于艺术创作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苦闷心情,我完全理解高更出走非洲的原因,甚至于也设想着有一天,很快地有一天,我也要向巴黎告别。

       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也存在对巴黎留恋不舍的矛盾心理。回忆近十年来在法国学习体会的经验,我觉得对于法国政府组织、保护、陈列得那么井井有条、内容丰富的现代博物馆、美术馆,必须再一次进行一番认真的巡礼,细致地参观、欣赏、学习那些自己一直喜爱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及18、19世纪前后一直到近代的艺术杰作,尤其是包罗万象的卢浮宫,那里珍藏着从希腊的《胜利之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盛世的《蒙娜丽莎》等驰名世界的杰作,它们使我毕生难忘。而那些代表法兰西大画家达维的《拿破仑加冕》和19世纪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马纳的《林中之宴》和以黑人作背景的《裸卧女》,莫奈的《睡莲》,德加的《舞女》,米勒的《晚祷》等等,已经成为世界名画的杰作,都是人世间不朽的创造,它们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目中,给我以美的熏陶与教育。

       但是,我最喜爱的还是法国浪漫派巨子德拉克洛瓦那描写19世纪50年代战争时期,殖民主义者对无辜的非洲人残杀暴行的作品。这是一幅曾经无数次使我感情激动的伟大的杰作。在这幅杰出作品中,画家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怀中还抱着乳奶小孩的中年妇女,在她那被一个骑马的殖民主义者强盗用马刀砍得血肉淋漓的胸前,婴孩正在吮着母乳,惨不忍睹的瞬间描绘的惊人技巧和表现能力,在我心灵深处铭记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忆1931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我作为正在异乡的留学生,即兴创作的一幅描写一个坐在中国式家园中的少妇,在吹奏横笛的《怀乡曲》油画,对比之下,实在太不够了。

       提到这一段,主要说明法国艺术对我创作上的鼓舞与促进。的确,最后一次在这座庄严伟大的卢浮宫古代艺术历史博物馆的几天连续的参观巡视,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比较希腊、罗马、埃及、印度、波斯古代的文物和艺术名作,它们各自具备着强烈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每一件艺术作品无论从主题内容或艺术表现手法,都显示了鲜明独特的艺术才华和各自的特点。如希腊艺术的优美、罗马艺术的朴实、埃及艺术的庄严、波斯艺术的金碧辉煌。这些艺术杰作给我以世界美术史系统的、感性的认识,在我记忆中组成了一个色彩陆离的美的世界。


3.新奇的发现——《敦煌图录》

       有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经过卢森堡公园,根据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总要经过圣杰曼大道,顺便遛到塞纳河畔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今天为了留一点参观卢浮宫的古代美术杰作的纪念,我特意去美术图片之部找寻……忽然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我打开了盒装的书壳,看到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三百余幅,那是我陌生的东西。目录、序言说明这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这是从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年中的创作。这些壁画和雕塑的图片虽然没有颜色,但那大幅大幅的佛教画,尤其是5世纪北魏早期壁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像西方拜占廷基督教绘画那样,人物刻画生动有力,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距今1500年的古画,使我十分惊异,甚至不能相信。我爱不释手地翻着、看着那二三百幅壁画的照片及各种藏文和蒙文的题字。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半个钟点、一个钟点过去了,这时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也慢慢浓起来了,是收拾旧书摊的时候了!书摊的主人看我手不释卷的样子,便问:“是不是想买这部书?”我说:“我是中国人,这本书就是一本介绍中国敦煌石窟古代壁画和塑像的照相图册。我很想买它,但不知要多少钱?”他回答说:“要100个法郎。”那时我身边没有这许多钱,正在犹豫着。卖书的人看我舍不得离开的样子,就说:“还有许多敦煌彩色的绢画资料,都存在离此地不远的吉美博物馆。你不必买它了,还是亲自去看看再说吧!”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出着许多伯希和于1907年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有一幅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时代早于文艺复兴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早于油画的创始者文艺复兴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长期侨居于意大利的法国学院派祖师波生1000年。这一事实使我看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的技术水平。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上面的比较,使我惊奇地发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如此不同的差距,看到了我国光辉灿烂的过去。我默默思忖着:对待祖国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实在是数典忘祖。回忆在艰难困苦中漂洋过海来到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中心,10年来差不多都沉浸在希腊、罗马美术历史理论与实践中,竟成长发展到如此的地步。在这一事实前面,我对巴黎艺坛的现状深感不满,决心离开巴黎,而等待着我的,当然不是塔西堤,而是蕴藏着4~14世纪民族艺术的敦煌宝库。

       就在我打算要离开巴黎之前,接到了南京国民党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我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并要我从速返国任职。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4.在巴黎—北平的国际列车上

        1936年,一个秋雨的日子里,我把妻子陈芝秀和女儿沙娜留在巴黎,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

        我是抱着“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到巴黎的,在巴黎期间,曾经碰到过国民党人,也碰到过共产党人,我都拒绝入党。这一次从巴黎回国,途经德国、波兰、俄罗斯,历时十五六天。旅途的见闻和亲身的经历,使我那种“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受到强烈的震动。

       在车厢里,我认识了一个日本人,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前苏联人。因为他们都讲法语,也是准备去中国的,大家很谈得来,约定一路同行,沿途一起下车访问。这几个外国人过去都曾到过中国,谈起北平来,都非常熟悉。

       列车经过德国柏林的时候,我们一起下车访问。我去看望一位在法国相识的德国老太太。她本人是钢琴家,有个女儿是学画画的,那时正想把女儿嫁给一位在法国留学的中国画家。老太太早就写信叫我到德国柏林去看望她。这一次见了面,她非常高兴。她带我参观了柏林的街道,还带我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在博物馆里,我第一次看到新疆吐鲁番的壁画,我的心又为之一震。我国的稀世之珍不仅被法国的盗徒窃去了,而且也被德国的盗徒掠夺了。

       在巴黎看到敦煌的绢画,在柏林又看到吐鲁番的壁画,我从心底里感到,祖国艺术无疑在世界艺术史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我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很好地吸取祖国古典艺术的精华,并且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

       列车路过波兰华沙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伴在友人虞和瑞家过了一夜。华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城市,许多建筑物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在这里,时间好像是停滞的。离开虞和瑞家以后,列车经过莫斯科,我们没有在那里久呆,只匆匆地去瞻仰了红场和列宁墓。

       列车驶进满洲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想高声喊:“祖国啊,你的儿子回来了!”列车在满洲里停车时,和我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俄罗斯人都下车进站游览去了,我却被困在车厢里。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围着我,要检查我的行装。当他们发现我带有一幅法国地图和一本世界地图时,立即查问我说:“你带地图干什么用?”“旅行用。”我回答说。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满意。相反,他们倒起了疑心,把我随身带的书都翻了一遍,检查得十分仔细。过去,我一直以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与政治两者是不搭界的,可是,一踏上沦陷了的满洲里,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就来干预艺术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外国人可以到处横行,可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回到祖国的中国人,却被困在车上不让我下车去。一股民族尊严受到侵犯的怒火,在我心中燃烧起来。同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长期以来耸立在心中的金字塔,从此开始坍塌了!

       后来,我再也不去理睬那些同行的外国人。到达哈尔滨时,我独个儿上街吃饭,看到人们在秋天就戴着大口罩扫地,感到很疑惑。到底为什么呢?人们只顾自己干活,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沉默着,沉默着,好像整个世界都死去了似的寂静。我转进一家饭馆,看到这里用餐的筷子是日本式的。人们也都低着头在吃饭,昔日的繁华看不到了,大家都像机器人似的。我问同桌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出现这种情景究竟是为什么?他轻声细语地告诉我,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还有不少汉奸为虎作伥,谁还敢多说话呢?就连扫地的工人都戴上了大口罩,以免因为多说话而招来是非啊!

        这时,我才意识到当亡国奴的耻辱。我们的国家哪像国家啊!我心里忽然着急起来,想尽快地回到祖国的北平去,回到我的同行中间去,回到苦难深重的母亲怀抱中去!


西行前记


1.回国后的遭遇

       经过十五六天的旅行,我终于来到了北平。我的同行们在车站欢迎我,已记不清当时他们欢迎我的热情话语,但还清楚地记得耳畔响着的车轮轰隆声。

       到了北平,所见所闻让我大失所望。这个古老的故都,到处都是傲慢的日本人。在故宫、景山公园等游览胜地,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在嬉闹,听到他们的挑逗声。收音机和播音器里传播着各种不堪入耳的小调。我厌倦了!我对同行们说:“我要尽快去敦煌。”同行们说:“现在不能去,西北政局不稳定,乱得很呐。而且敦煌地处戈壁大沙漠,那里是满目黄沙,旅途也不方便。”他们欢迎我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我想,也好,干一段再看看吧。回到祖国没画卖了,要是不工作,连饭也吃不上,还怎么能去敦煌呢?于是我接受北平艺专的教学工作,当西画系主任、教授。很快,我觉察到不少学生经常不来上课,而是在从事各种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歌咏、绘画、演出街头剧等等。

       我在艺专上第一堂课的印象,至今还鲜明地留在记忆中。学生们知道我是刚从巴黎归国的人,便纷纷提问沿途的观感。当我讲述到乘巴黎通往北平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受到日寇便衣警察和汉奸狗腿子的刁难和侮辱时,课堂上群情激愤。许多人争先发言讲述自己类似的经历,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卖国政府。接着,大家义愤填膺地唱起了抗日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的心也被这愤怒的洪流所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我说,我们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把国家振奋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说,我过去认为艺术家是可以不问政治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国家受外国侵略都成这个样子了,艺术家不能只搞艺术。我们一定要振兴中华,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这件事后来传到了艺术专科学校的训导处,这个受国民党控制的训导处,曾暗中调查我的历史,准备对我和一些进步学生加以迫害。然而,他们没有成功。

       在北平艺专执教一段时间后,大约在1936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次长张道藩通知我参加次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并且让我担任北平方面的筹委会委员,做一些筹备工作。我把我的画和一些学生的画都寄去了。不久,张道藩就打电报叫我到南京参加美展筹备工作,我和刘海粟任全国美展评审委员。

       为什么张道藩看上了我呢?开始,我不大清楚。我当时只知道他的老婆是法国人,他同我一样过去也学美术,所以看中了我。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想利用我。那时,我国美术界有三派,南京徐悲鸿、上海刘海粟、杭州林风眠,三派都有一定力量。他想独树一帜,但没有人肯跟他,于是他就想利用我刚从国外回来,拉出一派人马来为他工作。我这个人不会那一套,我同三派画家都联系得很好,根本就不存在另立帮派的念头。

       看画展的除国内各界群众外,还有不少外国人。有个德国大使陶德曼,当场买了我的两张静物画。他还叫我到大使馆去,为他和他的夫人画两幅肖像。这次画展之后,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杭州,见到了年迈的老祖母。当时由于父母都已去世,我特地为两老扫墓、做坟,同时还清了家里的旧债,然后又回到北平艺专任教。

       1937年7月7日那天,我照例和几个学生去北海公园画画,忽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有人说,日本鬼子在芦沟桥向我们开火了!我们全都一惊,赶紧收拾画具往家走。芦沟桥事变以后,全市大乱,几位画界的同仁一起议论,北平呆不住了,还是往南走吧!

       我也匆匆忙忙收拾简单的行李、画具,精心挑选了自己的五十多幅作品随身带走。这些作品,是我在巴黎留学10年的精华,是妻子陈芝秀新从巴黎装箱运来的。我把家具、书籍等全交托给了当时学校的秘书长赵某,但后来全散失了。1937年7月14日,我乘由北平开往南京的火车,好不容易到了南京。在南京,得知陈芝秀在我一再去信催促下,不久就要带女儿回国的消息,于是我准备到上海去接她们。我还特地去拜访德国大使陶德曼。陶大使很欣赏我的画,说我的作品十分像16世纪德国肖像画家霍尔本的作品。他一见我就问:“你准备到哪里去?”我说:“不久妻子女儿要从法国回来,我要带家眷到杭州老家去。”他又问我对中日打仗的看法。我说:“看样子打不长吧!”他笑笑,不大赞成我的看法,说:“尊敬的先生,你可不要太天真了,战争是无情的。这仗,我看不仅要打起来,而且可能要打很长时间哩!”

       他看到我随身带着一大卷画,便对我说:“你这样带着它方便吗?你要是放心的话,这些画可搁在这里,我替你保存。”我当时就把画交给他了。从此这些画就像泥牛入海,再也没有消息了。事隔14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我们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行“敦煌文物展览”时,当时的外交部举办了一次招待外国驻华使节的专场,要我用法语做接待工作。在场的瑞典公使阿马斯顿先生问我:“法国最近出版了一本《沿着玄奘的足迹》的书,你看见过吗?”我回答没有看见此书,公使先生表示他回去后可以将此书寄给我。他记下了我的地址。《沿着玄奘的足迹》这本书寄给我不久,我接到瑞典公使给我的来信,邀我全家到瑞典驻华使馆去做客。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请不知如何办。我把这个情况请示了郑振铎局长。他同意我按时赴约。我到瑞典驻华使馆后,公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微笑着问我有没有丢失什么自己最心爱、最宝贵的东西?我想了半天,欠然地说我想不起来了。这时公使先生就拉开客厅的长沙发。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奇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见了1937年7月14日我在北平匆匆用床上的花床单包扎的那一卷画,即我寄存在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那里的一卷油画。我激动得用颤抖的声音问:“公使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公使先生立即叫一位王先生出来见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公使先生说:“那天参观敦煌文物展览以后,我要王秘书将《沿着玄奘的足迹》一书寄给你。王秘书看到你的名字后,他说您正是他多年要找的人。原来王秘书在南京德国驻华使馆工作,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德国使馆撤退时,王秘书把这卷画带到苏州老家藏起来了。一转眼14年过去了,他一直找不到常先生您。现在他知道您在北京,他希望物归原主。于是我就促成此事,要王秘书到苏州老家取来这卷画,现在是物归原主了。”公使先生要我亲自打开画卷清点画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摊开了五十多幅油画。我说:“公使先生和王秘书,我太感激您们了。您们喜欢哪几幅,请留下作纪念吧!”公使先生恳切地说:“您的好意我领受了。我认为画就是画家的生命,我不能要。我很快慰,这是我生平做的第二件好事。第一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给一个孤儿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第二件好事,就是使您找到了失而复得的这些如同生命一样宝贵的画。因为这两件事都是通过我而成人之美的,这是我非常欣慰的。”真的,公使先生这种助人为乐的善举使我永远怀念他。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后退,北平艺专向后方迁移。9月,我在杭州接到赵太侔来电,要我立即到江西庐山牯岭办学。我把妻女安顿在上海以后,只身赶往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逃难生活。

       临别时,女儿沙娜给我一块马蹄铁。这是我去长城的路上拾到的,她要我随身带着。因为在欧洲,马蹄铁是幸福的象征。但是,在中国,这块象征幸福的马蹄铁,却差点要了我的命。

       列车一到南昌火车站,警察见我西装革履,就涌上来检查我的皮包,他们发现一张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学生证,在学生证上,我的名字写得很草,像“常青川”似的。据说这个常青川,是当时江西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警察问我:“你叫常青川吧?”我为了避免麻烦就答应了。他们对我不但怀疑,而且当共产党来处理,翻箱倒箧,又把我的皮包翻了一遍,发现女儿沙娜给我的那块马蹄铁。他们说:“你带马蹄铁干什么用?”我说:“在欧洲这是幸福的象征。”他们不信,硬说马蹄铁是特务用的联络记号,是什么信号之类的东西。他们不让我走,把我押到警察厅看守所拘留起来。

        那时,南昌很热,夜里睡不着觉。我想这一回不得了!他们把我认作常青川,又把马蹄铁视为信号,看样子凶多吉少了。怎么办呢?我掏出几块大洋给一个小警察,叫他替我给武汉的国民党教育部打电报。第二天清早,我的行李到了,教育部长的电报也来了,警察们检查了我的聘书,才把我释放。我立即赶路前去牯岭。

       到达牯岭后,与赵太侔和江西籍的讲师谭旦均等经过短期筹备,10月在江西牯岭开学。开学不到两个月,由于战乱,牯岭也不能呆了,大家商量去湖南,因此又迁至湖南沅陵。这年11月到达沅陵老鸦溪复课不久,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从杭州迁来。1938年初,教育部决定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两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原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和我任委员。从原来的情况看,杭州艺专的人马多,北平艺专的画具多。因为各种关系和矛盾,两校的人合不来。我是杭州人,又在北平艺专执教,所以有关人士想让我起一个团结和缓冲的作用。但是,由于派别及许多十分复杂的原因,我左右为难,而且吃力不讨好。国立艺专在沅陵办学的七八个月中,吵闹的事接连不断。我一方面要应付各种烦人的○敦煌14人事纠纷,又要处理大量的办学事务。林风眠和赵太侔因为原来都是校长,有一套原先的人马,除开校务委员会议外,大都住在家中。我成了一个驻校的常务负责人,艰难地处理着办学、生活等多种事务。特别是学校地处沅陵,生活和教学设施缺乏的问题很难解决,合并的两方学校的一些教职员坚持分校的立场。是年秋,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的八名教授联名向校务委员会提出改善生活和教学条件的书面要求。林风眠接到书面要求后当夜独自出走,随即杭州艺专的师生就罢教罢课,以至后来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动下发生械斗和围殴进步师生的事件。1938年冬,校务委员会撤消,实行校长制,由藤固任校长,赵太侔被聘为实用艺术部主任,我被聘为造型艺术部主任兼西画系教授。

       不久,学校开始撤离沅陵。这次近千名师生员工的大搬迁,因教具多和交通工具缺乏,走走停停,整个过程用了几个月,直到1939年春,才搬到云南昆明。在搬校过程中,因藤固生病住院,委托我负责搬迁时期的全校工作。其间搬至贵阳时,2月4日遭遇了日本飞机的空袭。我们住的旅馆被炸毁,旅客炸死几个,幸好,我们师生无人伤亡,但一些校产设备和师生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我的全部书画、藏书也化为灰烬。空袭时,我正在医院探望藤固校长。轰炸后,在一片灰烬中,我仅找回了在巴黎学习和参展时得到的金、银两枚奖牌,另三块也一同被毁了。敌机轰炸时,陈芝秀和沙娜均在旅馆。她母女二人从废墟中死里逃生,作为难民,被贵阳天主教堂所收容。女儿沙娜进了天主教会创办的小学上学。天主教堂传教的嬷嬷为法国人,她们母女两个因在法国生活了多年,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因而能够与他们互相沟通。频繁的战乱和生活的颠沛流离,使刚从法国回来的陈芝秀,难以看到生活中的出路,心理上也难以找到需要的平衡。在天主教会稍稍安定的生活照顾和布教活动中,她开始信仰天主教义,不久便成了一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似乎为苦难找到了一种寄托。

        1939年春,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经过几个月筹备,先暂借昆华小学校址开学,后迁往昆明附近的安江村。在昆明期间,我曾去越南河内为学校采购了一部分昆明买不到的油画颜料、画布、画笔等,以使师生能开展一些学习和创作。我自己也创作了一部分作品。在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王逊、颜良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欣赏和促成下,1940年秋在昆明举办了一次常书鸿个人油画展览会,展出了来云南后作的油画、水粉画共三十余幅,主要有人物画《家庭像》、《沙娜像》、《梳妆》和风景画及静物《平地一声雷》、《丁香花》、《云南腊肝菌》、《仙人掌》、《葡萄》和《安江村溪》等,获得很大反响。

        1939年冬,艺专的第二次风潮后,藤固校长辞职,由吕凤子任校长,并于后来迁校于四川重庆。重庆,这个被国民党定为“陪都”的山城,权贵如云,白天虽然频繁地有空袭警报,晚上仍然通宵达旦地过着灯红酒绿的无耻生活。目睹这种情况,不由得使我忆起宋人林升一首有名的《题临安邸》的诗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国家的危难,权贵们并没有系于心头。而我却忧心忡忡,一颗艺术家的心得不到一点安宁。


2.大后方的风尘

       1940年,在任命吕凤子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吕凤子曾提出对藤固所聘教授职位全部无效的条件,我和秦宣夫、王临乙、李瑞年等未被继续聘任而解职。到重庆后,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成立了美术教育委员会。我和其他被解聘的艺术教授都成为其委员,由张道藩任主任,并让我担任秘书。张道藩把他的印章也交给了我。这是一个闲差事,有时间我就和几个朋友从事油画创作。这是我回国以后比较安定的一段生活,得以从事一两年油画创作。我很喜欢嘉陵江边那种熙熙攘攘、杂乱无章的市容,有时在码头上散步,看江水翻滚着愤怒的波浪,咆哮着向东流去。山城重庆的江岸很高,码头工人沿着“天梯”般的石阶,肩负着沉重的货物;轿夫们抬着大腹便便的财主,他们嘴里哼着号子,遍身淌着油汗,踏着艰难的缓慢的脚步,一步一步地登上走不完的石阶。

       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那个在祖国西北角的敦煌,那个促使我万里迢迢地从国外投奔祖国的敦煌。转眼间4年已经过去了,敦煌还是远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要登上石窟所在的三危山,我的面前还横亘着一条多么漫长的难以攀登的嶙峋险阻的山路啊!

我们几个由美术教育委员会支薪的委员大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从事一些创作活动,一年多来也画了不少的画。1941年夏季,在四川成都任国民党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来看我,想请我去筹建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我虽没有答应,但还是同意了他要我去成都写生和开画展的要求。我在成都及灌县、郫县青城山等地画了三四十幅油画风景写生和水彩画。这次成都画展,郭不仅操办,也撰文介绍,获得极大成功。画展真可谓是载誉蓉城,但却引起了张道藩的妒嫉与不满。

       在教育部所属的美术教育委员会里任职期间,张道藩叫我在文化会堂上画一张孙中山的像,我答应了,后来,他又叫我画国民党党史,我拒绝了。我说:“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对国民党党史不了解,怎么能画得了呢?”张道藩说:“那你就加入国民党吧,不解决组织问题,怎么行呢?”我说:“我不加入国民党。如果要加入的话,在巴黎早就加入了。”张道藩不乐意了,说:“你回国以后,要不是我关照,你连饭都吃不上,要不是国民党,能有你的今天?”我没听他的话。我说:“我是画画的,不加入国民党。”张道藩着急了,他拿出一大叠入党表格来,搁在我的办公桌上。他说:“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以身作则,除去你自已要入党外,还要通过你发展一批才好。”我根本不理睬他,照样画我的画。因为我不肯按照张道藩的意思去办,不久,张就同我发生了冲突。有一天晚上,张道藩故意找茬问我:“你用我的图章都干了些什么?”我说:“领薪金。”他说,他的图章很重要,不能乱用;以后用他的图章,要有记录,要向他汇报。我不高兴地说:“我是画画的,干不了秘书这一行。”他说:“我相信你,才叫你用我的图章。”他又逼着我加入国民党。我很气愤地说:“我不是这块料,不干了!”我从抽屉里取出他的图章来,当场交还给他。这时,他也生气了,把脸憋得通红,说:“你怎么能这么办呢?”我说:“说来说去,我这人当不了秘书。”我硬把印章退还给了他。他没有办法,只好把印章收走。从此以后,我对张道藩就疏远了,他对我也冷淡了。


3.破釜沉舟去敦煌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在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的讲话对我也很有启发。

       当时,围绕过去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的事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这块巨大完美的石刻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然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这是当地腐败的官吏和奸商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出卖祖国文物的又一次罪行。各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国民党诸如此类的罪行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关,人们对敦煌石窟历次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为了应付舆论,装饰门面,重庆政府被迫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谁来负责研究所的工作?在国民党政府里的官僚们只会作官当老爷,决不肯离开安乐窝,不肯西出阳关去担当这份喝西北风的无名无利的苦差事。再说,他们中也的确没有“懂行”的人,就只好托人在文化界朋友中物色。

       第一个同我谈起去敦煌工作的是当时在监察院当参事的陈凌云。他是我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1934年夏,他到法国考察战后法国救济事业,来巴黎找我做他的翻译。因为那时中国大使馆抽不出人来,我陪他参观并为他翻译了不少资料。他说回国发表时用他和我两人的名义,他回国后出版时却只署上他个人名字。1942年在重庆,有一天我去裱画,恰巧碰上了姓陈的。见面时我没有理睬他。他却对我说以后要来看望我,他现在是监察院参事。事隔两个月之后,他真的来找我了。他说:“你不要生气了。这次找你,我有正经的事情。你不是想去敦煌吗?现在机会来了。于右任建议教育部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想让你去当筹委会副主任。筹委会主任由陕甘宁青新五省检察使高一涵担任。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回去报告。”接着,他还向我赔礼道歉一番,表示他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去敦煌。我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以后,我同梁思成教授、艺术家徐悲鸿大师商谈此事。梁思成说:“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很钦佩,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呢!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对我的决心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他对我说:“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我接受敦煌工作后,在去敦煌前,曾拜会过于右任先生。他当时任监察院院长。见面时,于右任先生谈起他1940年去西北,专程前往敦煌千佛洞参观考察,发现甘肃敦煌作为民族文化艺术宝库,其价值和意义都是伟大和不可估量的。因此,考察结束后,他就打报告建议将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招收人才成立“敦煌学院”,对敦煌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他对我下决心去荒漠戈壁中的敦煌十分赞赏。他说,他看到千佛洞,发现这是座包括4世纪到14世纪上千年久远的文化艺术宝库,在整个世界上是罕见的,所以不管国家如何穷都要设法保护。但是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生活十分艰苦,如果是没有事业心的人到那里去,那是干不久也干不好的。要有一个从事艺术、又爱好艺术的人到敦煌去干才可以放心。他说,你在国外很久,走的地方很多,看到的东西也很多,你一定会对这个世界少有的民族文化艺术宝库感兴趣而能坚持这一工作。要坚持,因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关系到民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艺术等各种复杂的学问,不是一手一足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所以必须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工作。当然,说到研究工作,那里的环境也是困难的。因为自1900年敦煌的宝藏被发现后,英、法、俄、日、美等国家的所谓专家学者都争先恐后地到那里去寻找石室宝藏,然后根据劫得的文物进行研究,已出版了不少研究敦煌的佛教艺术和写经的有关历史、文艺、宗教等各方面的著作,而且已有“敦煌学”之称。于右任先生建议,敦煌研究所成立以后的研究工作,必须以它所涉及到的文化、历史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但现在敦煌石室的密藏已被外国人拿走了,所以研究其他有关民族文字、交通、地理等专题,必须购置中外有关敦煌的书籍,而这些书籍现在还不易购得,只能待以后再说了。他说,现在敦煌千佛洞除了几百个各时代的石窟外,只有上、中、下三个寺院,目前的工作先从保护开始,同时清除积沙,修理栈道桥梁,保护千佛洞林木。研究工作可以从临摹壁画和塑像开始,然后进行研究。我十分赞成于右任先生的想法。他最后对我说起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决定。他说,在报告中他写道:“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消,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特大,拟请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在第75次国防最高委员会上提议通过后,交由教育部办理。是时教育部因体制等原因,不便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而改设敦煌艺术研究所。“这并不是我原来的意图。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西北又是全中国很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我的意见是西北必须有一个研究民族文化历史,培养民族干部的机构……当然,你是一个艺术家,也许对西北边疆的民族文化的问题现在还了解不多,但只要你到了兰州以西的青海、新疆等地方,你与这些边疆的少数民族相处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希望我在去敦煌之后,不仅在敦煌保护研究上,在关于“边疆民族文化学院”的设立上能考虑一个意见,打一个草稿。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使我获益匪浅。谈话后,于右任先生还招待我吃饭。以后我曾两次见到于右任先生。一次是我到敦煌后,为保护莫高窟元代六字真言碑不致捶拓过多,而请人制了一个缩印铜版,用于大量印刷,以应酬前来索取六字箴言碑碑文拓片的人,为此,请于右任先生在缩印的碑上写了一个题记,一起制版。第二次是1948年在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时,他来参观展览,并在纪念册上题了字。

       值得在这里提一下的是,关于“边疆民族文化学院”的事。在我去敦煌后的1944年冬,遵于右任先生的嘱托,我抽空开始考虑边疆民族文化学院的设计草案。这一设想,我在兰州筹备敦煌研究所时曾和高一涵交谈过。高一涵也了解于右任先生的这一设想。认为这是于老一向的意见,也曾对他谈起过,但一直没有时间办。高一涵知道国民党在做民族工作方面那种贪污腐败的工作作风,但他的方法也没有脱离大汉族主义的“以夷制夷”的思想范畴。我起草的这个方案是边调查边写的,断断续续直到1946年才完成。因为自己是搞艺术工作的,整个地看,这个方案还是偏重或强调了民族艺术的部分,尤其强调了敦煌艺术对民族艺术的重要意义,提议选拔全国美术院校学习中国画的学生来敦煌学习研究,以繁荣我们的人物画创作。

       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要到敦煌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难,它肯定不是《天方夜谭》中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著名的两个。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长途跋涉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滩中,经受了各种难以名状的人间和自然界的折磨和考验,以自己的忠贞和毅力,创建了千古传颂的业绩。我当然是不能和他们相比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承担筹委会这一艰巨的任务,靠我这个筹委会副主任一个人当然是不行的,必须组成一个工作班子。根据工作的需要,我必须有几位专长历史考古和摄影临摹工作的合作者。当我把这个要求向主管部门的教育部负责人提出的时候,想不到他冷冷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找到这些人。看来你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到当地(甘肃兰州)去解决。”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在重庆物色我的合作者。结果,我又碰到一个骗子和一个自私的文人。有一个是当时中央通迅社的摄影主任。他对我说,他同头头搞不好关系,正在闹别扭,他愿意跟我去敦煌,并保证3年之内把敦煌壁画全部用摄影反映出来。我问他要买什么东西,他说:“不用买。现在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摄影器材。我在通迅社工作,可以借出一套器材来。”他说得天花乱坠,骗取了我的信任。还有一个四川大学的教授,是搞美术史的,他说也要去。这个人自私自利到了极点,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这两个人跟我一起去敦煌,一个把拍摄的照片资料全部带走了(现在这批照片资料在美国某博物馆),一个把自己所考察记录的关于供养人题记的资料也全部带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

       当然,除了落实和组织人员以外,最关键的仍然是经费问题。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落空。教育部对我们除了发给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我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发誓作破釜沉舟的打算。

       离开重庆前的这次画展,共展出四十余幅油画。有一部分在云南等地画的风景和静物,还有1941年起在重庆创作的作品,如回忆贵阳遭受敌机轰炸的作品《是谁炸毁我们的》、《四川一农民》以及静物、风景和人体习作等等。画展由徐悲鸿写序,称赞我为中国“艺坛一雄”。序文说:“油绘之入中国,不佞曾与其劳。而其争盟艺坛蔚为大观,尤在近七八年来,盖其间英才辈出。在留学国,目灿艺事之衰微;在祖国,则复兴之期待迫切。于是素有抱负,而生怀异秉之士,莫不挺身而起,共襄大业。常书鸿先生亦其中之一,而艺坛之雄也。常先生留学巴黎近十年,师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先生,归国之前,曾集合所作,展览于巴黎。吾友干米叶·莫葛蕾先生曾为文张之。莫葛蕾先生,乃今日世界最大文艺批评家,不轻易以一字许人者也。法京国立外国美术馆亦购藏陈列常先生作品,此为国人在国外文化界所得之异数也。常先生工作既勤,作品亦随时随地为人争致,难以集合。兹将有西北之行,故以最新所作,各类油绘人物风景物之属,凡四十余幅问世,类皆精品。抗战以还,陪都人士,雅增文物之好。常先生此展,必将一新耳目也。”画展开幕之日,徐悲鸿抱病前来,并当场挑选了一幅静物,后来他送给我一幅国画《五鸡图》,作为我们互赠的纪念品。这次即将西行的告别画展,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展出的四十余幅油画售出不少,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需的几万元经费。

       1942年8月,重庆报纸上公开报道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筹备成立的消息,公布了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由七人组成,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委员,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等任委员。

       我于1936年为前往敦煌而回国,经过6年的坎坷风雨,而如今就要实现西去敦煌的理想,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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