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Surrealist Manifesto),标志着超现实主义流派的正式诞生。流派中的艺术家深受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创作常与“潜意识”相关。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热衷于探索梦境和不确定性,通过象征符号和女性形态,创建出一套潜伏着性欲的视觉语言。不少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还演绎过弗洛依德的“怪怖”(The Uncanny)概念,将人们熟悉的日常世界变成了一个陌生又令人深感不安的版本。
根植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反权威、反对法西斯主义,吸引了一大批创作领域各不相同的艺术家汇集于此。各领域艺术家的广泛实践激发了后继多个流派的诞生,其中包括了波普艺术和女性主义艺术。与绘画有所不同,摄影仰赖于可感可触的现实世界,这为艺术再现增添了限制和挑战。以下,我们将聚焦8位超现实主义摄影师,他们用新奇的方法定格了周遭世界,发起关于现实、人性和身份等本质问题的重审。
李·米勒(Lee Miller)
李·米勒,《悬浮的人头,玛丽·泰勒肖像,美国纽约,1933》
图片致谢Tanya Baxter Contemporary 画廊
李·米勒,《椅子,法国巴黎》,1930
图片致谢 °CLAIR Galerie
艺术家曼·雷的缪斯、情人与助手——这是李·米勒为后人所熟知的身份;然而,米勒本身也是一位事业相当成功的摄影师。1920年代末,22岁的米勒从纽约旅行至巴黎,正是在这个城市,她投入了前卫艺术运动,并与曼·雷相恋。曼·雷著名的中途曝光法(solarization)很有可能是米勒的发现,运用这种方法,摄影师能够在显影时稍稍倒置深浅区域的部分光影。二战期间,作为《Vogue》杂志的特约摄影记者,米勒拍下了不少震慑人心的纪实照片。在其早期的超现实主义实践中,她擅长让寻常物件展现奇特的形态:俯拍的椅子带有不详的影子,一台破碎的打字机形如被拍扁的昆虫,一个女人的脑袋宛若悬浮在空中......米勒影像中支离破碎的身体恐怕源自她悲惨的个人经历:艺术家七岁时曾遭受家族友人性侵,她的父亲还持续多年以她为模特拍摄裸照。
多拉·玛尔(Dora Maar)
多拉·玛尔,《牛头骨中的毕加索》,1937。
图片致谢富艺斯
多拉·玛尔,《无题》,约1940
图片致谢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成长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黎两城的多拉·玛尔在19岁之后逐渐定居巴黎。在这里,她成为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同学,并开启了严肃的摄影事业。在1936年的伦敦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上,玛尔一举成名。经布勒东与巴塔耶引荐正式加入超现实主义流派前,玛尔为时装杂志创作过不少影像拼贴作品以及扭曲变形的图像,她的超现实主义倾向已经有所显现。玛尔后期摄影创作的特点同样以非常规场景与物件的重叠为主,在其中一幅影像中,穿着泳裤的毕加索在脸前举起一只牛头白骨。遗憾的是,与毕加索(玛尔用照片记录了毕加索完成于1937年的巨作《格尔尼卡》的创作过程)相恋后,玛尔的摄影事业日渐低迷,因为毕加索说服了她弃摄影、从绘画——在这个西班牙画家看来,绘画是一种优越于摄影的媒介。
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un)
克劳德·卡恩,《我在训练,别吻我》,1927
图片致谢诺维奇艺术大学
克劳德·卡恩,《展开我的手臂》,1931
图片致谢诺维奇艺术大学
法国艺术家克劳德·卡恩在个人和政治两个层面上抗拒着权威以及社会现状。她是反希特勒、反法西斯超现实主义小组“反击”(Contre-Attaque)的创始成员之一。二战期间,卡恩居住于纳粹占领的海峡群岛,她与自己的恋人马塞尔·穆尔(Marcel Moore,二人也是继姐妹)因制作及散播反法西斯传单而双双被判了死刑,不过处决最终没有执行。卡恩在1920年代便早早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承担着“非常规性别”与“犹太后裔”的两重身份,卡恩挑战着超现实主义艺术圈内部的厌女、恐同以及反犹情绪。艺术家坚持自己是一位“中性”者,她的摄影创作有不少是自拍,常常同时囊括男性和女性特征;这些诞生在“女性主义”正式出现前的影像富含表演性质,思考着个人身份的定义,对“自我”的概念层层解构。
弗洛伦斯·亨利(Florence Henri)
弗洛伦斯·亨利,《泰勒的假人》,1930—1931
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2015年展览“弗洛伦斯·亨利:前卫的镜子 1927—1940”
弗洛伦斯·亨利,《旋转木马》,1928
从影子中的旋转木马到头戴报童帽的微笑假人,弗洛伦斯·亨利(Florence Henri)总能为图像注入一种吊诡氛围,让人毛骨悚然。亨利原本是绘画科班出身,1920年代末,在包豪斯学院求学期间,她开始涉猎摄影,她曾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像构建绘画那样去构建我的照片。”亨利以其滴水不漏的摄影构图而闻名,但她的身份远不止于超现实主义摄影师,更是1920年代“新视觉”(New Vision)摄影运动中的一名创变者;该运动中的摄影师将照片视为一种精心编排后可以反照世界的媒介,并且具备启示作用。在艺术生涯早年,亨利接触过不少立体派和构成主义绘画,她的摄影也受到了这两个流派的影响,创作时常常用镜子制造视觉游戏;与此同时,作为超现实主义摄影的特点之一,重影元素也常见于亨利的创作。
曼·雷(Man Ray)
曼·雷,《雷式物影》,1922
图片致谢富艺斯
曼·雷 ,《罗丝·瑟拉薇(马塞尔·杜尚)》,1923
图片致谢盖蒂博物馆
美国艺术家曼·雷在1921年搬到了巴黎,成为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圈子里的领袖级成员。在摄影之外,曼·雷的物影(photogram)作品也广受赞誉,他将自己的物影创作戏称为“雷式物影”(rayograph)。曼·雷创作过不少肖像摄影:李·米勒、梅拉·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都曾被他的镜头定格,此外,曼·雷还拍过马塞尔·杜尚的第二自我——罗丝·瑟拉薇(Rrose Sélavy,即身着女装的杜尚);他的物影作品则类似X-光影像,多展现着似是而非的日常物件。跟绝大多数男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出品有所相似,曼·雷的摄影也离不开对女性身体的迷恋:在1929年的作品《女性裸体》(Female Nude)中,曼·雷呈现着一个匿名女模特颈部以下赤裸着的身体;此后,曼·雷还拍过一具捆绑着麻绳的女体雕塑,激发着人们关于女性身体的无限遐想。
莫里斯·塔巴德(Maurice Tabard)
莫里斯·塔巴德,《无题(带影子的实验性肖像)》,1930年代末
图片致谢富艺斯
莫里斯·塔巴德,《无题(中途曝光人脸)》,约1930
图片致谢富艺斯
莫里斯·塔巴德是最早的那批超现实主义摄影师之一。加入超现实主义流派之前,塔巴德在1920年代时是一名时装摄影师,为《Harper’s Bazaar》与《Vogue》等刊物供稿。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为曼·雷做助理期间,塔巴德深入钻研了各项技术,涵盖中途曝光、红外摄影、双重曝光等,在一件件作品中融汇着幻想与现实、美丽与扭曲。塔巴德1929年作品的《构图》(Composition)由多张负片重叠而成,隐约可见一个裸女、一双正在合拢的手和一个抽象的建筑空间。为观众带来一场如梦如幻的精神蜕变。1930年的作品《无题》通过中途曝光生成,带有相似的迷幻特征:扭动的线条区划出一团团深浅不一的灰色阴影,细细查看,抽象形状竟构成一张人脸。
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
汉斯·贝尔默,《娃娃》,柏林,1935/1935-38
图片致谢 Con temporary Works/Vintage Works 画廊
汉斯·贝尔默,《娃娃》
图片致谢 Ubu Gallery
生活在柏林期间,德国艺术家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跟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等达达主义艺术家往来密切。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对自己作品的审查,他从柏林搬到了巴黎。或许源于他的反对权威的、无所忌讳的个性,贝尔默在作品中毫不保留对青年女性的形体的执迷,只不过,他的致意方式有些恐怖——制作出配带活动关节的大型石膏皮肤玩偶,并对其进行拍摄。在贝尔默的一幅作品中,一个球形关节充当着“胯部”,延伸出两双穿着短袜和玛丽珍鞋的长腿,组成一个昆虫般的生物,为观众带来重重视觉冲击。在这些散发着情欲的影像中,贝尔默探索着性欲禁忌,把超现实主义流派中的玩偶和假人主题推向了极致,高度戏剧化的构图既撩人又可怖。在艺术生涯后期,贝尔默的创作转向了画画,描绘丰满人物的性交姿势;他笔耕不辍,在 1975年濒临去世前还在画画。贝尔默曾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创造新的欲望”。
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
勒内·马格利特,《马格利特与“玻璃钥匙”》,1959
图片致谢 Bruce SilversteinGallery
比利时艺术家勒内·马格利特久负盛名的绘画常常能激发出观众的深层思考,而此前在纽约 Bruce Silverstein 画廊举办的展览,则让大众发现,这位画家竟然还是一位高产的摄影师。马格利特在世时未曾展览过自己的摄影和电影作品,这些宝贵的艺术资源在1977年才被世人发现,这时离艺术家逝世已经过去了十年。马格利特镜头下的创作主题涵盖家庭留影、布鲁塞尔日常生活随拍、精心摆好姿势的自拍以及超现实主义圈内好友的肖像,其中,在第三类主题摄影中,马格利特和朋友们在图像和构图上做过不少实验性尝试,这些尝试后来被马格利特转译成了如今家喻户晓的绘画——画中人物或被物品遮住了脸庞、或背对着观众,其起源便可追溯至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感知及有形世界的本质或许正如马格利特所言:“我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背后都藏着另一样东西。”
本文转自Artsy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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