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

朱其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发表时间:2018-02-01

摘要:朱其,1966年生,上海人。现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世界和谐科学院(美国)研究生院荣誉教授,世界文艺复兴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文化复兴基金委员会理事,首届世界和谐奖、世界文艺复兴奖评委会评委。1994年开始从事美术评论和艺术策展,1998-2000年担任《雕塑》杂志执行主编,2000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批艺术网站之一“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2006年创办中英文双语艺术杂志《艺术地图》,2007年任首届北京798艺术节总策划,2009年任首届北京798双年展艺术总监。 2004—2009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硕士、博士学位。出版专著:《新艺术史和视觉叙事》(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策划展览:《70后艺术--市场改变中国之后的一代》(北京今日美术馆,上海明园文化艺术中心)、《2009年第一届北京798双年展》(2009年,担任艺术总监,北京798艺术区及分会场)等。

观点〡艺术价值观比语言方法更重要

日本著名批评家千叶成夫,为七十年代日本三大批评家之一。2010年,我曾在东京见过其中另一位批评家中原佑介。还有一位批评家是针生一郎。千叶与中原、针生曾是“物派”的重要推手。

早在1988年,千叶就来过上海,他于1990年出版的论述亚洲当代艺术的著作《美术的现在地点》,就已经介绍了中国85新潮艺术家。前年,千叶成夫到访我798的工作室,并与他做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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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上海当代艺术30年文献展第二单元“前卫主义新潮”(1985-1992),展览的第四部分“后89转型”涉及1991年在上海举办的“车库艺术展——当下经验的现实”。当时,千叶曾来上海参加了车库展研讨会,因为一些发言,受到一些中国艺术人对他的辩驳。这次我们邀请千叶参加展览第二单元开幕式暨对话会,并为此找到了1991年车库展研讨会的录像带,我用1991年车库展的话题再问他一遍,试图看看26年以后,对同样的问题会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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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右一)与千叶成夫(右二)在车库展研讨会

▍千叶在1991年车库展的发言大致说了这几点:

1、他觉得艺术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但中国艺术家花那么多精力自己去策划展览,他觉得不理解,他认为在日本做一个展览是很随意的(当时做一个展览太难了,这点千叶不理解我国早年的国情);

2、他认为世界艺术的趋势(指70年代以后),艺术作品不应该附加主题,艺术应该“一个杯子就是一个杯子”,不应该有比杯子更多的表达。中国艺术家当时虽然也使用装置、影像了,但实际上还是主题性艺术,有过时之嫌;

3、艺术有内向性和社会性之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还是过于社会化的艺术。

▍当时一些批评家、艺术家产生了情绪反弹,主要反弹是:

1、中国的艺术,外国批评家说了不算,西方艺术史的标准不适合中国(这一条,现在官方民间早已话语一致了);

2、西方艺术不关注政治、社会议题了,中国仍有关注的必要,因为它是中国当下经验的现实(这一点正是车库展的可贵之处;

3、是否过去别国创造的语言方法,它国艺术家为了原创性,就不能再用了?一旦使用就有被理解为模仿之嫌。

应该说,二十世纪90年代初已经在小圈子能看到国外朋友带回来的威尼斯、卡塞尔双年展的录像带,甚至个别艺术家也看到过一些影像艺术。尽管如此,中国艺术家的语言滞后及借鉴性改造亦是事实。但迄今为止,当时的问题,在价值倾向上是对的,即艺术要针对艺术家所处的语境下的问题,但学术上当时的问题迄今仍未有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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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车库展画家

有关当代艺术与政治、社会性的关系,中国艺术不因西方漠视政治而追随“杯子就是杯子”的观念主义,中国艺术仍表达政治,其实社会问题在中国也是政治问题,但当代艺术30年来没有解决如何表达政治,关键在于如何表现政治?在二十世纪初,欧洲对政治的表现方法,由写实主义转向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或达达主义的话语政治;二战以后,艺术表现政治找到了一些新的方法论,即精神分析、符号学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等文化政治;前苏联在电影、文学等方面主要是托斯陀耶夫斯基以后的东正教神性视角。

中国艺术家在二十世纪一直没有找到艺术表达政治的自己的表现方法。五四时期主要是模仿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三四十年代鲁迅等人的左翼是模仿俄罗斯19世纪中期的民粹主义,连托斯陀耶夫的边也没摸着;1949-1976年清一色的斯大林时期的写实主义宣传画,改革开放以后后又把表现主义到波普艺术模仿了一遍。

车库艺术展,展览海报,1991年, 胡建平提供.jpg

1991年车库艺术展,展览海报

当然,经过二十世纪一百年,艺术的表现方法的民族主义,不应该再成为障碍,艺术的表现方法可能产生自不同的民族体系,但一旦产生了,它就像科学一样,无非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家族”的中性的工具箱,哪一种表现方式适用于艺术家的个性和作品议题,就使用哪一种语言方法,但使用历史上已有的语言方法,不能变成照抄过去的图像风格和具体模式,后者是中国艺术的弊病。

我在与千叶的对话中,认为今天的艺术最重要的问题倒是艺术的价值观,即价值观与审美倾向和语言力量的关系,要比纠结于语言方法是哪个民族体系发明的并回避之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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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平 你需要什么,装置,1991年(2017年重新制作)

今天的时代,语言方法只是一种工具,不必过于纠缠于民族性的回避问题。价值观在今天是多元的,有的艺术家仍将艺术看作一种救赎活动,有的艺术家认为艺术只是自我表达,不需要参与改造人类状况;有的艺术家认为艺术就是一种没有社会性的无关政治的形式主义,有的艺术家认为艺术现在就是一种商业,有的艺术家认为当代艺术一文不值,还是崇拜古代宗教和文人艺术。

这个都没有错,面对不同价值观,今天的时代也遵循价值观“各自选择”原则,但不管持哪种价值观,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持哪种价值观就会有哪种美学风格和语言力量,相信艺术仍有救赎使命的,画面及作品真的就会有语言力量;相信艺术是一种商业的,画面真的就是一种小清新或装饰化。

当然,不同时期是有美学的历史折返现象的。比如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上海艺术圈多数人好像并不喜欢表现主义,认为思想性不够及苦大仇深。但随着上海逐渐的纽约化或东京化,大家生活于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后,今天的很多人又开始对当年的表现主义评价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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