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塞尔文献展是如何以雅典为鉴的?

Digby Warde-Aldam,阿弥  来源:Apollo,中国美术报 发表时间:2017-06-23

卡塞尔曾经是德国黑森州的首府,与它的“小巧”和微弱的存在感相比,其建筑形式则多样且充满故事性。如果你来参观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沿着“以雅典为鉴”的路径,你会见到一个废弃的地铁站,一个纳粹时期用来建造装甲车和火箭的工厂,一个18世纪的宫殿花园,几个电影院和一对巨大的城市门柱——这对门柱被艺术家易普拉辛·马哈马(Ibrahim Mahama)当作创作素材,用麻袋完全包裹住了。本次展览共有33个具体地点,比如文化火车站(Kulturbahnhof)、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文献厅(Documenta-Halle)、桔园宫(Orangerie)、自然博物馆(Ottoneum Naturkundemuseum)、卡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Kassel)等地。如果马不停蹄地参观这些地方,一天也只能逛上一半地方;再考虑到很多作品都是需要时间观赏的录像装置,不夸张地说,将所有的作品看完,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本次文献展首次出现了两个展览地点:雅典(4月至7月16日)和卡塞尔(6月10日至9月17日)。雅典部分的资金来自希腊本土,但财政支出遭到了希腊人民的抗议。4月份开展之前,希腊的前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将举办卡塞尔文献展——一个高收益的德国艺术展,比喻成处于经济低迷期的雅典的一场“危机旅游”(crisis tourism)。文献展,正如一个激进人士所说的那样,不是在“以雅典为鉴”,而是在“用雅典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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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努·珍妮托鲁,《处于安全状态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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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塔•米努辛,《书之帕台农神庙》

此次展览对现实具有很强的介入性,很多作品都是挑战主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的。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的门廊上面,原本构成机构名称的字母被艺术家巴努·珍妮托鲁(Banu Cennetoğlu)换成了一句话:“处于安全状态是可怕的”(Being safe is scarry)。里德里希广场的正后面矗立着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辛(Marta Minujin)的“禁书巴台农神庙”,你会发现,原来儿童读物《小王子》和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都曾经是地球上某个地方的禁书。在几条街开外的国王广场上,矗立着尼日利亚裔美国艺术家奥鲁·納吉布(Olu Oguibe)创作的一座方尖碑。方尖碑上用英语、德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重复写着一句话:“我是异乡人,是你让我进入此地。”如果脱离语境,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纪念碑式的建筑、地理政治学的表述将是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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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拉米安,《铁桌》(The Iron Table),2002年

卡塞尔的很多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都成为了文献展的展览地点,但二者关系的发生不仅仅是物理性的。参展的作品和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黑森州州立博物馆的馆藏作品是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以来的文物,柏林艺术家巴格·拉米安(Nairy Baghramian)的雕塑散布于这些作品之间,并无任何突兀的地方。同时在此地展出的还有孟加拉国导演兼艺术家纳伊姆·默罕默德(Naeem Mohaiemen)的录像装置,内容关于冷战时期中立国的美学问题。丧葬博物馆(Museum for Sepulchral Culture)中的藏品多表现拜火教和泛灵论者的各种丧葬仪式,在这里展出的作品则多为追问生死等终极问题的行为艺术作品和观念艺术作品。

艺术是否与政治相关?与中立、温和的威尼斯双年展不同,卡塞尔文献展对很多政治议题发表了看法。在格里姆维尔特区的一个画廊里,播放着一个关于本雅明和立陶宛前卫戏剧导演阿斯哈·拉西斯(Asja Lācis)的片子。在斯大林的一次清除异己的活动中,本雅明被关押在监狱里,其好友拉西斯直到二战结束才直到了本雅明的死讯。另外一个展区展出了艺术家兼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的作品残片——那是他为波兰一所被纳粹占领的小学画的壁画。舒尔茨是犹太人,为了保命,他听从一个盖世太保的命令画了这幅画,但是在作品完成不久,他还是被杀死了。

所有的内容都可圈可点。但是,这和“以雅典为鉴”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帕台农神庙的复制品,弗里德里希美术馆陈列了来自希腊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作品,所有的出版物也都以希腊语,而不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这些都仿佛暗示着和雅典的关系。但是,在展览的重要展区,作品的风格更加历史化,而不够“当代”。这是否是在暗示:当代的艺术世界无法解决文献展想要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不过,这有点太早下结论了。在一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期,当下的艺术无疑与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英国大选刚刚结束,希腊雕塑家科斯塔斯·瓦罗特索斯(Costas Varotsos)就做了一个装置:他将欧盟成员国的旗帜投影在碎了一地的窗格玻璃上,而英国的国旗已经消失。民主,正如很多出现在文献展上的作品所表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讲具有不可预测性——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真的还要向雅典学习。


参考来源:https://www.apollo-magaz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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