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人画思潮及影响

靳建仁

 　一、文人画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文人画一词很晚才出现，而苏轼称之为“士人画”，通常认为明董其昌正式使用文人画一词。本世纪20年代陈师曾先生曾明确指出“文人画”非谓文人所作之画，而是指：“画里面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换句话说，“文人画”应指一种绘画的风格或流派。我们不妨以“写意”之名以区分于“写实”这一皇家院体画风。 

　　二、苏轼及绘画活动 

　　就宋代绘画的影响而论，莫若皇家画院和文人画思潮，苏轼在文人画方面起着旗帜作用。 
　　苏轼（1036～1101）生前仕途极其不幸，在政治斗争的旋窝中挣扎，始终是受打击、受迫害的对象，他蹲过监狱，被抄过家，很多作品被付之一炬，最后被贬海南岛。死后名声更加显赫，主要原因是他身上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过度的文化特征，无论在文学上还是艺术上。由于官场上的失利，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画家，通过书画，抒发感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主张，树起了文人画旗帜，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又一次飞跃。 
　　苏轼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位罕见的全才，在文学领域—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是书法的“宋四家”之一，在绘画创作方面虽没有留下过多作品，但作为“文人画”的开创者，他功不可没，特别是在美学思想方面提出不少深刻的见解，对于中国绘画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苏轼自幼喜欢画画，另一方面，也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父亲苏洵虽为布衣，但在文艺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物质生活没有过高追求，但酷爱收藏，苏辙在《四菩萨阁记》中记载他父亲的收藏与公卿不相上下。苏轼从小受到很好的熏陶，步入仕途后，又经常与文同、李公麟、王诜、米芾等文人画家交往，相互影响，这对他成为内行起很大的作用。 
　　文同以画墨竹著称，是苏轼的表兄，二人一起创“湖州竹派”。五代时虽已有人画墨竹，但二人在此基础上不再双勾，纯以水墨画之。“胸有成竹”就出自于文同之口。米芾初次见到苏轼是在苏轼被贬黄州不久，二人相见恨晚，酒酣，苏轼诗兴大发，立即请米芾在墙上贴上观音纸，挥毫作画，一枯木，一怪石，两只竹，送给米芾作纪念。就是流传至今的《枯木竹石图》，后来此画被王诜借去不还，米芾终身引为憾事。 

　　据记载，苏轼很注意观察生活，长于描绘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苏诗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前人说：“东坡每题咏景物于长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写尽，语仍快健”。说明苏轼写景的笔锋爽利异常。在绘画方面同样如此，以了了数笔抒其胸中盘郁。外出时经常随身携带绘画工具，对于艺术创作态度严肃认真。 

　　三、苏轼的文人画思想 

　　19世纪的法国美学家丹纳（H.Taine）说：“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供玩乐的艺人”，唯有“高级才智”者方能对事物具有一种“总体观”的哲学思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曾指出：“苏氏之道，最深得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乃于世周旋，至粗者也。”（《淮海集》卷3）他指出“苏氏之道”往往被人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坡翁是一位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至于文艺方面，“乃于世周旋，至粗者也”。苏轼层提出一些重要的绘画美学观点，其深刻程度在中国绘画史上可见一斑。 
　　苏轼的一首广为人们引述的《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集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 
　　（《东坡诗集注》卷27） 
　　这首诗包含了两大观点：第一是贬低“形似”，或这说事崇尚“意似”；第二诗画一律，要求绘画表述一定的诗意，俩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先说“论画以形似”，苏轼在盛行皇家院体画风的时候，否定形似的必要性，形似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告诫人们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把手段当作目的，在当时这是被人误解甚至无法接受的。然而为什么要表达“诗意”？为什么“诗画本一律”？苏轼曾多次表述“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东坡诗集注》卷30）。又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 
　　苏轼首次指出文人画的内容是一种“意气”的表达。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跋宋汉杰画》）他又在一首题画诗中说：“枯肠得酒芒角生，肺肝槎牙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用现代用语就是说一种“自我表现”，那么“意气”这个概念明显就是指主观情感的表述了。 
　　苏轼还强调绘画的娱乐性，他说：“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书朱象先画后》）“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强调绘画的娱乐性。 

　　苏轼对表现手法不受程式拘束，王沂在《竹亭集》中记载“东坡曾以蔗滓画竹”。 

　　四、文人画的影响 

　　绘画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一种是在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下已提出一些理论。宋代文人画应属后一种情况。苏轼文人画思想的出现，可以说是对陈旧的“传神”论的挑战，并显示了“写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学见解。 
　　当皇家院体画风还在追求外界事物中的“神”或“气韵”的时候，以苏轼为首的一批文人画家高举“文人画”旗帜，他们向已十分成熟的书法艺术靠拢，有意无意的把书法艺术的“抽象美”的审美原则介入绘画领域。这对中国绘画史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十分巨大的。如果没有这个源头，便不会有后世波澜壮阔的文人画运动，也不会有中国画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