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1947年生于巴黎郊区，曾当过记者和自由撰稿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期担任过左翼组织的军事领袖。革命岁月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

在《纸老虎》中，他用第二人称的方式讲述了1968年——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份——前后的经历和感受。而在2014年完成的、2016年被翻译成中文的《古拉格气象学家》中，罗兰从一位古拉格劳改营的气象学家切入，试图通过日记还原强权时代的种种温情和无奈。罗兰是一个极其重视遣词造句的作者，也极其重视细节。《水晶酒店的房间》和《猎狮人》就是极好的例子。
目前，罗兰刚刚写完一本从东西伯利亚到库页岛一行的游记，将于一月底出版，名字叫《贝加尔-阿穆尔》。谈到未来的写作计划，罗兰说：“我会继续写下去，走不同的方向和道路。我不在乎我的作品风格是否统一。” 

理想中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在当下社会面临着何种危机？想象力在小说创作中占据何种位置？细节为何重要？人称的使用有有何玄妙之处？针对上述问题，澎湃新闻最近和罗兰展开了一次对谈。 

文学是关于语言的艺术，是细腻而微妙的 

澎湃新闻：在《现代小说，现代阅读：中国演讲录》里，你曾经提到过关于语言的庸俗化和萎缩的问题，卡尔维诺在几十年前也曾对此表示忧虑。但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确实催生了很多新生事物和新兴的表达方式，正如你几年前在这本小书里提到过的：现场直播、大众媒体等等。我们的生活被直播、颜文字和emoji充斥，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种全新的语言去创作，比如emoji小说？

罗兰：你说得对，不过我也没说错。我们当然要掌握新的表达方式，以其为工具，催生文学语言的演变。但是没有任何新鲜事物是建立在对过去的遗忘或破坏的基础上的，反正在艺术领域不是这样。
20世纪初，当乔伊斯用《尤利西斯》掀起小说界的革命时，他用的可不是一种贫乏的、简化的英语。莎士比亚的语言，他记得清楚得很。而今天，在语言领域所发生的，至少是法语语言所遭遇的，在我看来，是一种悲剧性的、同时在好几个方面发生的萎缩：
一方面，英语的词汇、结构、表达法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入侵法语，或者更确切地说，侵入的是美语（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词汇学家阿兰·雷称之为“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外来语”）。有个很好做的实验：随便走在巴黎一条街上，一大半的店铺招牌用的都是这种外来语，还有正在上映的电影的名字、广告，几乎全是。这意味着法语失去了创造力，不再为新事物、新行为造新词，而是非常懒惰地从

别的语言引进，一丁点都不改。

一直以来，外来词的引进也是语言生命力的一部分，本土语言会对外来词进行加工，加以创意、按自身的发音习惯进行再创造。而现在，当我说出software（软件）、merchandising（推销）、fashion week（时装周），当我收到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Save the date，等等，这纯粹就是放弃努力了。此时此刻，我正听着广播里的新闻，说的是Hollande-bashing（抹黑奥朗德，奥朗德可是我们的总统……） 

另一方面，语言的传统架构越来越被大范围忽略，传承中断。口头的时态在消失。大部分人无视拼写对错。然而形式是很重要的，词语的形式也是，每处不同都是细微的差异。Parler和parlé，“说”这个词的不定式和过去式，发音相同，但说的不是一回事。但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把它们混淆。拉丁语和希腊语作为法语里的科学、哲学等等各种词汇的古老源头，都被遗忘了，这些“死”的语言也不再有人教学。诚然，它们是死的，但却给了我们生命。
短信替代了古老的通信方式，短信可以出现在小说里，广告也可以出现在文学中。但文学不能变成短信或广告，否则它就不是文学。我们能够也应该让语言“吞下”许多东西，但这里头不应该包括语言本身的消失。Emoji小说？也许会有意思吧（我说不上来），但不能称其为小说。Emoji是为了写得更快，它不细腻，不微妙；文学的目的不是快快快，它应该是细腻而微妙的。 

文学的职责是尊重语言并发掘其可能性

澎湃新闻：同样是在《现代小说，现代阅读：中国演讲录》里，你提到过两种类型的文学：症候文学（symptomatique）和诊断文学（diagnostique）。你说症候文学“一味地重复和强调，把形象复制和强化，在我们的时代里去表演。因此，我们的文学变成给广告做广告文学，给色情做色情文学，给时尚做时尚文学，给人物做人物文学。”
那么该如何理解诊断文学（diagnostique）？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带有一种革命性的、批判性的文学？是要去揭露或者昭示霸权或者这个时代的弊端等等？
这同时又牵涉到文学在当代的职责，或者说文学在每一个特定时代的职责。你认为文学的职责是什么，是否应不仅仅满足于一种镜像式的反射和展示，而是应该去批判、去看镜像后面的运作机制？ 

罗兰：是的，当然，我所说的诊断文学更重要、更本质。症候文学是一种潮流现象。就像你说的，它崇拜偶像。诊断文学则肩负批判的职责。“批判”未必是“告发”（纯粹的告发文学往往单薄，偏新闻），“批判”一词应该按康德的精神来理解：即研究某件事情成为可能的条件。 
但是要小心！在文学如此广阔多姿的辽原里试图给一些概念下定义，我们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我不喜欢谈文学的“职责”，更别说“义务”。所谓的“介入文学”，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文学的目的不是教训人。社会也不是它唯一的目标。
如果说它有职责的话，那应该是更广义的职责：尊重语言，不是说把语言供起来，而是让语言鲜活地存在，发掘语言的各种可能，让人们喜欢它；创造新的形式；引人思考；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尊重他独立判断的自由。文学首先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想象也有伟大的作品。 

澎湃新闻：你曾说一个作家应该是孤独的，应该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相孤立，并且这种孤立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何在这种不断的孤立中消解孤独感和自我怀疑？ 

罗兰：孤独其实不算是一种选择，而像是一种必然。比如普鲁斯特，你知道的，他很入世，他投身于他那个时代的生活、艺术圈，甚至社交圈。但是一旦开始写作，他就自我剥离、自我孤立了（包括身体上）。应该成为选择甚至成为一种道德的，是拒绝，拒绝一切约定俗成、一切主导的观念和潮流。“强音，你得不到我的声音”，亨利·米肖写道——我不知道米肖的作品是否有被翻成中文；这里的强音，是时代的声音。
作家像特工：他可以和别人一起生活，扎在人堆里，看起来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他有另外一种生活，他真正的生活，在那里头他是不一样的，也是孤独的。 如何消解孤独感？我想并不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有双重生活，但在占重要地位的那层生活里，我们是孤独的，而且会一直孤独下去。至于说消除怀疑，那是绝对不行的！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应该既有足够的骄傲来认可他自己所作，又得有足够的怀疑，对自己永远不能够肯定和完全满意。这不容易。 

写作靠的是持续不断的积累，而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澎湃新闻：你的两部作品《猎狮人》和《古拉格气象学家》都和机缘巧合（serendipity）有关，写的都是某种跨越时空的机缘巧合，同时因为你把自己作为一个角色融入叙事当中，其实也在探讨写作中一个创作者投入的劳动和“天赐良机”之间的关系。你是否对此类题材情有独钟？根据你的创作经验，当这样的机缘巧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判断能够把他们发展成一个故事，一本书？ 

罗兰：不，我想机缘巧合并非是我情有独钟。《猎狮人》的确缘起两次偶遇，相隔十年和十万八千里，我撞见了这个人物的两幅肖像，另外一个有点类似的巧合给了我《气象学家》的线索。但是，您瞧，是您让我注意到这两本书在缘由上的相似——我从来做过这样的类比——证明您是位好读者（或者说我是个粗心的作家……）。一条河流的源头不止一处，条条细溪入大江，书也一样，一本书诞生于暗中的、隐秘的、往往连作者本人都全然不知的成因的碰撞。经常是在写的时候才发现它的起点。这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一本书如何诞生？它从哪里来？有时是偶然，但也有深埋的记忆，阅读留下的印记，等等。

的确，我喜欢在书中讲述书本身的来龙去脉。让正在朝书靠近的作者——也就是我——出场。他还不知道自己会写书，完全没概念，但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接收许多第一印象，正是这些印象后来酝酿了这本书，有了第一页。这就是我在《气象学家》里所说的来封“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