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当:嵌在屋檐上的艺术

陈根远  来源:《中国美术报》第14期 发表时间:2016-11-30


在千年瓦当收藏研究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文字瓦当都是独领风骚。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屋檐上筒瓦瓦头下垂的部分。因为它的上面往往模印有精美的图案或文字,唐宋以来渐为人们重视。

 

文字瓦当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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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期,出现了瓦当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大类——文字瓦当。文字瓦当出现最晚,但人们对它发生兴趣却最早,也最执着。宋人率先注意到文字瓦当,而对无字的图像、图案瓦当不著一字。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近五十年来,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面展开,但文字瓦当如日中天的地位并不曾从根本上受到撼摇。

说到瓦当,“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恐怕是最著名的瓦当之一。此瓦直径一般在15.8~16.5厘米。它是瓦当之中字数较多的一种,又十分稀少,故极受金石学家重视。但谈及时代,过去多只能以瓦文近小篆,定为秦物。秦李斯小篆泰山残石只残存九字,此瓦十二字,为秦代真迹,受到格外垂青,自不难理解。

曾以得到一秦代瓦罐便喜不自禁自号“缶翁”的艺坛大师吴昌硕,1920年见到费龙丁藏十二字瓦,为之铭曰:“研和璧,瓦嬴秦,字十二,琅琊魂……”缶翁以为此“秦”瓦得秦《琅琊刻石》之神。十二字瓦广为各种瓦当谱录所记载,在近年的文章、专著中还屡被人指为秦物。实际上,它应为西汉中期瓦当。过去人们多不明此类瓦当的准确出土地点,或云出于汉长安城,或传出于秦阿房宫。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考古学家在汉长安城武库遗址的西汉中期地层中发掘出土了这种瓦当,从而从地点和地层上科学地解决了十二字瓦的时代问题。从文字内容上讲,十二字瓦当文内容多源自《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

秦始皇曾下令“焚书坑儒”,限《诗》《书》藏于国家,他人谈论《诗》《书》一概处以极刑。如此他会张扬地将出于儒经的瓦文置于自己的宫殿上吗?从史书上看,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灵、元、康宁之类的词成为西汉中晚期的时髦语言。再从十二字瓦的考古发掘出土地点上看,也十分符合儒家思想。汉代儒生在解释“武”字时说,“止戈为武”,那么把息止干戈希望国家万世长久、天下安宁的瓦文置于国家武器库的房檐上,不是十分合适的吗?现代人不是也常讲“和平是对军人最高的奖赏”吗?

另外,山东临淄采集的“天齐”半瓦当早在民国初年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中就有著录,20世纪80年代,赵超以为属战国到西汉早期之物,约10年后,刘庆柱在《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卷》中撰文指出:“山东临淄采集的‘天齐’半瓦当,由于失去地层关系,难以作出科学的断代。”为此,我专门请教淄博齐瓦收藏大家王也“天齐”瓦当出土地点,王先生惠告:“天齐瓦当只出土于齐故城之刘家寨遗址,其他齐地旧址未见。”又请教曾在齐故城考古发掘的徐龙国博士,得知:“齐故城刘家寨遗址是汉代遗址,没有战国遗存。”如此看来,在没有科学考古发掘资料之前,将“天齐”瓦当定为西汉时期,较为稳妥。

根据瓦当文字内容,文字瓦当可分为宫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其他和吉语等七大类。从现有资料看,不同文字内容的瓦当约有四百种,其中吉语文字瓦种类约占半数,其不同版别的实物更占存世文字瓦的绝大多数。其他类的文字瓦分别有几种或三四十种。

 

汉瓦文字何以风标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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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文字瓦当的直径多在15~18.5厘米之间,小者如“佐弋”瓦当,直径仅13厘米,大者如“益延寿”瓦当,直径可达22厘米。两千多年前,能够享用瓦房甚至装饰精美瓦当的首先是皇家,其次是官府和个别高官显贵。如此汉瓦文字书法当出于当时优秀的艺术家而非普通工匠。何以知之?我们试举两个唐代的例子。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曾参与绘制昭陵六骏,而同是画家的他的哥哥阎立德(596—656年)正是营造唐高祖献陵、翠微宫、玉华宫和太宗昭陵的负责人。

又如,唐代至德二载(757年)五月十六日,杜甫被肃宗拜为左拾遗(五品左右文官)。两年后,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辗转来到成都。上元二年(761年)八月,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位五品官员在西汉以后一千年依然住不起瓦房,更不要说使用瓦当了。

西汉文字的篆法线条在刚柔、曲直、疏密、倚正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和谐,或方峭、或流美,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西汉金石文字遗世无多,《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仅录得《群臣上酬刻石》(公元前158年)和《麃孝禹刻石》(公元前26年)等八处。东汉以后,瓦当艺术渐趋衰落,文字瓦当也渐渐式微,偶有所见,也无足为观了。

秦汉的篆书、隶书以对称平衡为主要结字原则,形成方块字的外形。但将方块文字应用于瓦当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瓦当的外形是圆形(个别为半圆形)。以西汉文字瓦当中最常见的四字瓦当为例,早期瓦心基本为突起的球面,个别呈柱状或饼状,其外施弦纹,以后出现双隔线中再饰联珠纹。总之,瓦心隔线与外轮隔线间被分为四个扇形的面积,这就是实用装饰为方块汉字提供的全新的舞台。于是打破对称、因形而化,成为瓦当文字的必由之路。

西汉书法处在由秦代成熟的小篆向东汉成熟的隶书转化的时期,是旧制已破、新法未立的艺术转型期,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除了造就人们对各种书体欣赏时的宽容心态,更为西汉书法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极为难得的心理自由。更加夸张的屈伸、挪让、穿插、增减成为当时善书人营构具有装饰性的瓦当文字字形的利器,方圆有机的组合、曲直因形的展开,形成了全新而极富个性的“有意味的形式”。另外,西汉瓦当文字还注意与乳丁和其他图案(如鸟)相配,或将某一较简的文字作双勾处理,使当面显得丰富多彩。

非方的瓦当表面造就了瓦当文字奇异的结字和章法,而由艺术家设计书写,再由工匠摹刻于瓦范,最终制造出瓦当文字,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刻)和特殊的书法载体(泥陶)也联合影响了瓦当文字或曲劲、或圆淳、或古朴的线质特点。这如同我们研究汉简书法风格形成时,应该注意它独特的书法载体和左手持简、右手书写这样绝然不同于东晋以后铺纸于案的书写方式的影响一样。

先秦庄子曾说:道在瓦甓。鲁迅先生亦叹:惟汉人艺术雄沉博大。以西汉瓦当文字奇逸多变、舒卷自如窥之,先贤之论岂虚言耶!■

(作者系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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