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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术馆立史——从李万万著作《美术馆的历史》谈起

李松


为美术馆立史

——从李万万著作《美术馆的历史》谈起

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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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前,中央美术学院初设美术史系,课程中有博物馆学,教课的是从东欧各国考察博物馆归来不久的杨伯达先生,教材用的是苏联博物馆学教程。伯达先生曾带着我们到他任职的故宫博物院一些科室、工作间参观,以获得一些实际感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成就茫无所知。而当代不少学者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研究为当代文化史,以丰富的史料弥补了人们对那段史实知之太少的缺憾。

即将出版的李万万著《美术馆的历史》一书,从浩瀚的史料中梳理出中国博物馆、美术馆发展的脉络——未有博物馆之前、博物馆理念的初步形成、管理制度的思考与发展、博物馆事业的沧桑与前瞻等。此书从世界美术史、中国艺术史入手,理出一条美术馆发展的线索,把博物馆、美术馆的建立和发展置于东西方文化大背景之中,讲清楚其产生、发展和各自的成就。博物馆、美术馆对人文事业、对文化艺术的发展,对艺术家的成就起着不可估量的启迪作用,它本身就是文化史、美术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美术馆的历史》内容不局限于美术馆,而是广泛涉及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化艺术界许多重要事件,美术社团、美术院校、美术机构、美术教育、美术展览、美术馆建设的思路和制度设施等诸多方面。他尽其所能地收录了有关事件、人物活动的全貌,包括有关的文献、法规、统计表格、人员名单、组织机构、图像材料、媒体报道等。

书中涉及 20 世纪中国艺术界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世界博览会、日本帝展对中国的影响,1927 年林风眠在北京发动的“北京春季艺术大会”,192919311942 年教育部第一、二、三届全国美术展览等。有些聚讼多年的事情也可从中得到新的解读。

当然,此书可贵之处主要还不在于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清理出的有价值的历史脉络和经验。对中国博物馆事业从萌生到发展壮大的每个节点,有过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的人物,李万万在书中一一为之点赞、为之鼓掌,充满敬佩之情。书中涉及具体史实之处,作者力求客观,实事求是,对于有历史污点的人物(如褚民谊等)也不以人废言、不以人废事。

 

博物馆、美术馆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推动作用

 

故宫博物院绘画陈列的开放,使美术家能直接面对隋唐宋元以来仅见于画史记载的名迹,观摩、研究,取法乎上,这是前人梦寐难求的机遇。

例如京津画坛早年的领军人物金城就是热心推动中国美术馆的建设,也是故宫博物院绘画陈列的直接受益者。金城少年时曾从浙江吴兴家乡的收藏家临摹过书画藏品,后来留学英国在铿司大学习法律,1917 年奉命赴美国参加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活动,并赴欧洲考察,他在学习和赴欧考察期间,除法律事务外,也留意考察外国美术博物馆的设施和制度。

他参与过京沪两地一些画会活动,在身为众议院议员和内务部佥事任内,“议设古物陈列所,为当轴采纳,即令监修工程,皆参考各国博物院成规,备臻完美……又念陈列物品大都数千年遗存,得之匪易,聚之尤难,于历史、美术均有重要之关系,虽分门别类,仅用中文,外宾来参观者每苦茫洋无津,乃倡议聘请华洋考古专家数人,互相考据,编译详细目录,并用西文记载,参观保管,便利殊多,并鉴及历代帝王画像幅多而巨,向无副本,陈列日久必为风日所蚀,一经损坏散失,便无从补绘。力请招员缩临副本二份,一备所中陈列,一则藏之他埠,原本则永久珍藏之。其他稀有之品亦可择优摹绘,实为思虑周远之举,当事者颇然其说,曾经从事临摹,只以时事多故,半途中辍,迄今犹未竣事也。”(《金拱北先生事略》, 《湖社半月刊》创刊号,1927 年)

金城曾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等处异常勤奋地观赏、临摹古代绘画作品, “日携笔砚坐卧其侧,临摹殆遍,画艺大进。”(陈宝琛《金城墓志铭》)由此助成金城对传统绘画全面的艺术素养,并结晶为《画学讲义》一书。

此外如 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北平古物陈列所把 74 岁的黄宾虹请到北平,帮助审定故宫南迁的古代书画;1935 年,28 岁的李可染经济南、泰山到北平参观故宫博物院的历代名画,其时故宫重要的书画、文物已启程南运,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有机会亲睹许多心仪已久的传统艺术精华;潘天寿每次到北京,都会邀他的老学生高冠华一道去故宫绘画馆观摩古代书画。

 

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

 

中国美术馆与外国美术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世界性的美术馆,而英、美、法、日等国都有。

一直设想在中国建立一座包容古今中外艺术品的美术馆,并终生为之奔走奋斗的是徐悲鸿。早在出国留学之前,徐悲鸿就深慨: “各国虽起自部落,亦设博物美术等院于通都大邑。俾文明有所展发,国宝罗列尤其珍重,所以启后人景仰之思,考进化之迹。独我中华则无之,可慨叹也。”并且认为办美术馆比提倡美术教育更重要。

1926 年,徐悲鸿在《学术研究之谈话》中讲到他有两大志愿:一是自己要留下足以传世之作品;二是想促成中国三馆同时成立,即建立学术性质的儒馆(学士院)、图书馆与画品陈列馆(即美术博物馆)。“三者缺一不可,有互相维系之作用。”

他期望建立的美术博物馆是包容世界重要美术品的大馆。为此,他设想可通由三种途径解决:

一是国家购藏。1921 年,徐悲鸿从法国转到德国,当时欧洲经济不景气,画价大跌,是购藏美术作品的良机,他找到驻德使馆,想说服其帮助购藏康普的两幅画,遭到拒绝;又致信康有为等人, “谋四万金而成一美术馆,盖美术品如雕刻、绘画、铜镌等物,此时廉于原值二十倍,当时果能成功,则抵今日百万之资。”惜乎“听我藐藐”,令他失望。

二是以当代中国美术作品与外国名作交换。1933 年,他赴法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时,曾与法国官方磋商,以展览会上的 12 件作品交换罗丹的作品,但由于罗丹博物馆不受国家管束,未获成功。

三是陆续购买一些外国具有典型意义的雕塑作品和名画的摄影复制品。1928 年,他向法庚款委员会主事者提出《艺院建设计划》,开列详细名单,其中包括罗丹代表作 20 件;古希腊、罗马雕塑精品包括米罗的维纳斯、拉奥孔群像等的翻制品 44 件,估价约合三万金;再以三四千金购买意、德、法各博物馆名作的精美照片。(参看《美术馆的历史》一书有关章节)

1960 3 月,徐悲鸿在全国文物博物馆会议上,曾提出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的设想和收集世界美术作品和中国流出国外文物的任务,但一直没有着手做。

 

结语

 

进入 21 世纪,中国博物馆事业有了飞速发展,前辈的愿望已陆续得到实现。2010 11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第 22 届大会在上海召开, “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

据报道,1949 年全国仅有 21 家博物馆,1965 年建成了各类博物馆 214 座。到 1978 年,全国有 349 座。2010 年底,登记在册的博物馆已达 3020 座。“十一五期间,以年均 100 座的数量递增”(张东伟《中国博物馆与世界同行》,《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 6 3 日),几乎呈井喷之势。

这当然是很令人鼓舞的,但也不免引人担忧,这么多博物馆之中,有多少是如蔡元培、鲁迅、张謇、严智开、徐悲鸿等先辈所期望的模样,又有多少是当地官员的政绩工程?

美术博物馆的社会作用不在馆址之宏丽,而在藏品质量与数量和管理制度之完善、管理人员之专业素养,许多方面还有待于国家有相关之立法(如捐赠法规)。

《美术馆的历史》一书中所详述过的一些早期美术馆筚路蓝缕开辟草莱的创业历程和周密的设想,以及外国名馆的制度和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作者系《美术》杂志前主编)

 

(文章来源:《中国美术报》2016 4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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